德国的市场竞争环境已经相当成熟，舆论监督也很严格。如果一家公司做出了违法行为，它不但会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还会遭受舆论批评以及竞争对手的排挤，公司形象将大大受损，甚至会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的犯罪动机很小。
德国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病人的医疗费和药费最终都由保险公司支付。如果医药公司向医院药房和市场药店行贿，势必会增加药品的成本，也就是说会增加保险公司的支付金额，因此保险公司也对医生和药房具有强大的监督作用
四、当前中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一）加强舆论宣传和监督。舆论监督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监督，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商业贿赂对社会的危害及国家有关制止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查出的典型商业贿赂案件通过媒体予以曝光。
（二）将反商业贿赂纳入到反腐败的框架中，把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作为反腐倡廉的重点。要着力解决公益性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问题；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一方面要坚决纠正企业事业单位及中介机构在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的不正当交易行为；一方面要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突出查办大案要案。通过专项治理，坚决遏制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企业行为和行政权力，加快建立防治商业贿赂的有效机制。
（三）完善反商业贿赂的法律。当前国内惩治商业贿赂的法规散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22条，《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9条，《刑法》第163条。这些法律在现实反商业贿赂方面运行并不理想。
1、我国受贿罪主体范围的狭窄，导致无法对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商业贿赂行为予以全面有效的管制。作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除了国有企业和控股公司以外，各种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虽然既非国家工作人员，也非公司、企业人员，但同样掌握一定的公共资源支配权，并可能利用这些权力寻租。比如大量医疗回扣案中牵扯的医生收贿，以及教材回扣案中牵涉的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但他们却难以受到现行法律的制裁。建议扩大受贿罪的主体；同时由于商业贿赂是一种关联行为，行贿和受贿互为条件，可以将两者视为一种行为，即商业贿赂行为，一并查处。
2、对回扣、附赠等行为做出明确的规定；对折扣比例做出具体规定，明确折扣不能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对赠品数额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3、在管辖权上，检察、公安、工商、税务和审计等部门都有调查权。如果是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由检察机关查处，涉及公司企业人员则由公安机关负责，如果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则由工商部门处罚，多头管理往往导致管理疏漏。建议统一反商业贿赂执法机构，授予其广泛的权力，课以其重大的责任，以解决当前执法过于宽松，取证困难，对于贿赂罪的调查力度明显偏弱等缺陷。
4、经济处罚力度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主任任建明则对我国与美国的“商业贿赂”做了一个比较：在美国，如果通过贿赂所得的利润为10分，那么在处罚商业贿赂时，经济处罚可能高达100分；在中国，如果商业贿赂所得的利润为10分,接受的经济处罚可能只有1分。目前中国的经济处罚与美国相差100倍。如果采用美国的超过利润10倍或者更高的经济处罚措施，将对中国的行贿者产生巨大的震慑力。
5、更主要的是，中国现有专门打击商业贿赂的规范性文件明显不足，立法层次太低且规定滞后，无法满足打击和惩治商业贿赂的需要。从法律层面看，惩治商业贿赂并不仅限于刑法修改。还应当将分散在各法律法规中的有关条例加以整合，将实体性法律规范(包括刑事、行政和民事)及程序性法律规范统一在一部法律之中，制定统一《反商业贿赂法》，以维护我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投资环境。从目前情况看，制定《反商业贿赂法》的条件已成熟，尽快出台《反商业贿赂法》势在必行，以填补法律体系的重大缺陷，才能应对日益严峻的商业贿赂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