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理论与现实的理性认识，促使作为行动性纲领的第三条道路对自己的理论不仅仅停留在扬弃整合上，更应有所超越，才能更灵活地主动应付机遇与危险并存的社会。正如吉登斯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寻求一种使社会民主适应世界性变化的一种政策决策的思想框架。它试图适应过去二三十年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界，其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3,P27]。这种超越式的范式导向表现为：首先，它立足于脱出式的社会现实，用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理论研究模式，反思性地应对传统理论回应不了的全球化、新知识经济、多元的文化以及科学与技术的变革。第二，超越性建构了自己有别于以往的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体系。具体概括为：(1)在政治价值方面，接受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确定一种“无责任即无权利”的新的社会契约。(2)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分析了“经济管制 道德无政府状态和经济无政府状态 强有力的道德控制”的缺陷，提出一种超越性的“新混合经济”，它是指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3)在国家与政府方面，须超越“政府是个问题”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观念，主张政府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双向放权，政府行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掌舵而不划桨”(注：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页。)；超越传统福利国家，变它为一种“社会投资性的国家”，确立风险和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的新的平衡，福利投资不仅关注救济性分配，更应关注分配之后——福利投资应重视教育、人力资源方面，注重工作机会的创造和二次机会的供给——变消极福利国家为积极福利国家。4、在社会关系上，超越了国家神话和市场神话，主张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互动平衡，确立一种反对排斥的“包容性”关系。5、在国际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反对暴力和恐怖活动，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建立对话的民主，协商的机制。6、在自然问题上，主张自然和人类的双赢战略，而不是单向度的索取。
综上，“第三条道路”的超越式建构，是以对传统理论的扬弃性整合为前提，并在反思社会巨大变迁的现实情况下，作出的应对性的战略转变，体现了他理论建构的扬弃性整合和超越性的范式导向的特点。而这种理论变迁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理性化的反思基础之上。
三、实践式完善：革新式行动和滤合式修正
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方，第三条道路也不例外。第三条道路要想在社会实践中保持其不衰的生命力，须克服以下方面的固疾，须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在修正中完善自己的理论：第一，须克服理论自身还存在的缺陷。这种缺陷正如杨雪冬在《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中指出的，第三条道路似平折中多于创新，拿来多于内生；本身的理论缺少衔接系统和有序，既削弱了理论的解释力又限制了该理论中衍生出的措施的可行性；在解决棘手的经济问题中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缺少明确的经济学支撑；如何处理好党内支持，争取党内的不断支持；在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方面，第三条道路更多的是口号，没有切实的行动等[4,PP18-20]。第二，必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如拉尔夫·达伦道夫在《第三条道路与自由：欧洲新中派的威权主义》一文中，对第三条道路可能出现的单极化和威权主义表示了自己的担心[4,PP102-104]。而法国的伊格纳本奥·格莫内特则声称：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新右派，它以空洞的机会主义的态度承担起了征服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任务[4,P141]。又如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罗列出来的其它各种批评观点[PP23-26]。第三，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第三条道路试图立足于现代社会，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指导社会实践，但是由于民族-国家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以其本身所有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历史传统不同，所以其治理模式也会不尽相同。正如斯蒂文·卢克斯在其《放弃中间》一文中，认为：“第三条道路”这个词，暗示封闭的含义，即只有一个可供选择的道路……但他同时认为：“第三条道路”也意味着在各种社会背景之间的可转移性，是一个可以出口的模式[4,P120]。所以第三条道路不是唯一，而呈现多元趋势。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一本近著中区分了欧洲的四种不同的“第三条道路”[5,P31]：英国新工党的“市场导向的”(Market-oriented)第三道路；荷兰的“市场与协商一致导向的”(Market andConsensus-oriented)模式；瑞典走了一条“改革的福利国家”(Reformed welfare State)之路；法国坚持了“由国家引导的道路”(State—led way)。这种渴望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模式探索的多元开放性的悖论确定了第三条道路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第四、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条道路所提出的一揽子政策，虽然在其政党大选中获得胜利，但是其政策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性及其前途更多的取决于执政期间解决以经济为核心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和参与竞选的能力，取决于接受实践的不断检验。第三条道路正在以革新式的行动不断地调整和修正政策以适应当今社会的现状。这种革新式的行动没有禁区，一切都要进行探索。自布莱尔和克林顿1998年2月华盛顿会晤之后并伴随着欧洲社会民主党纷纷走上政治舞台，第三条道路作为他们的行动纲领得以全面的实施。在70年代就已展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依然继续，实现福利国家和政府再造；第三部门蓬勃发展，社区建设得以复兴，“民主的自由企业”：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体制(注：W.B.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冯韵文、黄育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18页。)——既关心自己的经济增长又关心社会的更加富有人情味的组织——正在兴旺发达，打击恐怖主义、毒品、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和民主协商成为主流……凡此等等是第三条道路得以全面检验、修正和完善的一块块试金石。除此之外，第三条道路还以“滤合式”方式修正和完善。“滤合式”这个化学术语，在实践中体现为“模式减肥”，如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是以调整性措施对福利国家进行改革；在理论上体现为“范式渐进”，是通过主流学术群体里工作的人以累积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开拓知识的前沿，我们从吉登斯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探索历程中可以看出，他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一书被视为“第三条道路”的范式雏形，1998年的《第三条道路》则标志其理论范式正式形成。随后的2000年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则可看作是范式不断走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