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除了在《易经》的卦与卦、爻与爻的关系中体现“变、通”外，还在《易传》的文字中直接表述了《周易》的“变、通”观念。
《易传》中涉及变、通的地方颇多，例如：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
“阖户谓之坤； 辟户谓之乾；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变通莫大乎四时。”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
《易传》中这些对“变、通”的表述与我们在《易经》中看到的卦爻之间内在的“变、通”观念是一致的，是对前者的概括和发挥，两者可谓相得益彰。我们可以从这种表述中直观地看出《周易》“变、通”观念的全貌和它们发展的可能之路。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周易》的生命本质。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书”，它最先明确地将“生”作为主旨张显了出来，将生命作为天地间最为可贵的本体来加以赞颂。郭沫若先生曾说：“故言‘有无’、‘始终’、‘一多’、‘同异’、‘心物’、，而不言‘生’，则不明不备；言‘生’。则上述诸义足以兼赅。易不骋思于抽象之域、呈理论之游戏，独揭‘生’为天地之大德，万有之本原，实已摆脱一切文字名相之网罗，且直探宇宙之本体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3页）。《周易》不仅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将生命作为天地最为伟大的品质推举了出来，而且在众多的卦象、爻象中也涉及到了这一母题，阴阳爻的交感变化产生了生命，在对阴阳爻运动的有限性的克服中，这种生命得到了持续和发展，又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中走向繁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周易》中天地、人物、社会都是一个大写的“生”字。“生”是易理的根本。
然而，《周易》的智慧并没有止于此。
二，“变”“通”观念与生态
《周易》是一部生命之书，更是一部生态之书。《周易》有言：“生生之谓易”。我们知道，单纯的静态的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存在是“生物”；动态的，创造和产生这些生物的过程是“生产”；进一步言，超越动态与静态，将“生物”和“生产”和谐而圆满地融合于一身的则是《周易》所主张的这种“生生之境”，这可以说是生命的第三种状态，也就是生态。
《周易》之所以将“生生”作为“易”之本旨，而不是仅仅是生物或生产，就在于单纯讲生物或生产都不是对待我们这个世界所应有的态度，单纯讲生物，可以体现对现有生态环境的关怀，但无法对其发展做出把握和回应；单纯讲生产，可以说是一种发展的眼光，但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就生态环境来看，一味地强调生产无异于自我灭亡。
自从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短短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拥有了强大科学武器的人类创造和生产了比过去几千年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物质成果，可以说人类已经在借助科学技术“改天换地”，“征服自然”。虽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恩格斯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83页）但是，他的预言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近几十年来，当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时，人们才不得不认真审视和思考生态危机这个问题了。这可以说就是单纯讲“生产”的恶果。另一方面，在那些对生态问题的回应中，我们处处可见人造的绿地和小规模的城市公园，这些单纯地对生物数量的追求确实为我们生活增添了些许绿色，但面对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面对许多因为没有生命而无法回复的资源和气候等的恶化，这种回应只能是片面的和软弱无力的。面对生态危机，我们所要找寻的，应该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方法，这就要超越单纯的“生物”和一味的“生产”，以一种“生态”的眼光来审视。《周易》的“变通”观念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眼光。“变”和“通”的结合，不仅构成了上文中的那种生命之感，更展现了《周易》独有的“生生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