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充分体现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把扣除项目分为成本费用、生计费用和个人免税三项主要内容，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以适应纳税人的不同负担状况。
2.忽略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对人才的竞争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一环，而高薪是吸引、留住高素质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素质人才是企业自主创新的灵魂，要引进人才企业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但目前我国的所得税中计税工资标准偏低，企业不仅要支付巨额工资费用，在缴纳企业所得税税款时，超过部分还必须补缴33％的税款，致使高科技企业税负加重。而外资企业却不适用这个政策，可以计入生产成本，人为制造不公平竞争。另外，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不得扣除，纳税人购买或自行开发无形资产发生的费用不得直接扣除，也增加了工业产权、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交易成本，不利于知识的转化和流动。为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国家应建立专门的税收法规，而不是现有税制缺陷的简单修补。
在对税收遵从的研究中，除了研究纳税人一方和税务部门一方以外，对政府和税务部门有所区分，研究政府行为对税收遵从的实际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政府通过运用税务部门筹集的收入同时合并其他收入来履行职能，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实现政府的特定政策目标。政府征税的初衷和依据在于满足公共需要，公民纳税是为了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享受政府营造的良好社会秩序和环境。这也是税收存在的前提。总体上看，政府履行职能的情况不仅关乎社会秩序和环境，关乎政府形象，也关乎纳税人地位的高低、纳税人权利受尊重和保护的程度等等，反过来它们会影响纳税人对政府的评价和对政府的信任，最终将作用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
一、公共产品的提供与被提供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民纳税之间是契约型的交换关系，不合理的公共支出实际违背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财政契约，是纳税人选择偷逃税等不遵从行为的一大诱因。例如，政府以立法形式为高速公路建设而征收汽油税，税法公布后纳税人自觉履行纳税义务，但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纳税人发现政府取得的燃油税收入并未有效投入到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去，而是转作他用或者在资金使用中浪费很大，纳税人就有可能在随后履行相关纳税义务时比较消极。理论上每个人为公共物品所付出的边际税收价格都应该是相等的，尽管现实中要完全达到林达尔价格是困难的，但是尽可能实现个人消费的公共物品与所支付的税收价格一致是可能的。使用者付费就是一个朝林达尔价格靠拢的例子，对与支出相关的项目征收特定目的税，如征收汽油税筹集道路资金、对飞机票征收销售税以筹集航空管制和机场建设费用等。当接近林达尔价格时，财政支出水平就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相反如果远离林达尔价格，社会公众不仅不支持相应的政府支出，也会对政府的税制安排有腹诽。受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税收公平原则，有悖公平原则的税制是很难被纳税人认同并予以自觉遵守的。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如果纳税人从接受财政契约合同中得到的预期效用不低于不接受时得到的最大预期效用，纳税人就会获得激励而积极纳税。纳税人的效用是其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函数，如果纳税人选择不遵从行为增加的收益大于其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收益，违法承担外在强制成本的概率又较小，集体中的个别纳税人将受到激励去破坏财政契约，选择不遵从行为以实现预期效用最大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分析政府与公民的委托代理关系之外，不能忽略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所导致的免费搭车现象，即由于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公共物品消费可以采取搭便车的形式，因而个人有动机可以不付纳税的代价而从公共物品中获取利益，这进一步加大了逃税等不遵从行为发生的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存在纳税人在需要救助、扶持时对政府承担责任、大包大揽表现出明显的期待和偏好，而在成功、发达时却厌恶政府取走收入、济贫扶弱的情况。不过因为事易而时移，这种心理变化纳税人自己不易察觉罢了。这里引述夏普等人著作中的一则小故事予以佐证，故事的主人公是他，情节是（夏普、雷吉斯特等,2000）：他搭乘免费校车去上免费的公立学校，用政府的拨款研究农业，靠自愿援助贷款购买房子，从农村电力管理局电网获得电力，送他的子女进入政府补贴的大学。后来，他的农场经营壮大了，加入了约翰•伯奇学会，最后由于对其缴纳的高额税款不满，他给政府写了一封信：“我非常信仰个人主义。人们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应该回到先辈们倡导的自由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