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精英文化的挑战
毋庸置疑,全球化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艺术的挑战。不管我们把2000年定为新世纪的开始,还是把2001年定为其开始,我们都可以说已经处于真正的世纪之交。这无疑是一个转折时期,过了这一转折时刻,我们的文学艺术就将进入第二个千年。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考察,人们一提到“世纪末”(ｆｉｎｄｅｓｉｅｃｌｅ)这个词,便立即会想到19世纪末西方文学艺术界出现的颓废情景:传统的现实主义受到各种文艺思潮的挑战,正在日益走向衰落,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先锋艺术流派的崛起使得文学的精英意识愈益浓厚;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流行;此外文学艺术创作本身还受到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潮的影响。如此等等。这显然是针对上一个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艺术之走向而言的。那么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新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艺术之态势,我们将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艺术的走向有何认识呢?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所热烈讨论的“文化研究”(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的指向是当代大众文化和非精英意识的文化,它包括区域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传媒研究等几个方面,同时也致力于对文学艺术的文化学视角考察分析。考察当代影视传媒无疑是文化研究者的任务,但是文化研究也不应排斥对精英文化的考察,而文学艺术则正是精英文化的结晶。文学与影视尽管所使用的媒介不同,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难解难分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电影译名为《战地钟声》)等所描写的波澜壮阔的场面正是通过电影的银幕才得以充分展现的,众多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优秀影片的故事情节也取自文学作品。因此研究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自然也是从事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方向。始自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建基于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之上,并扩展到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因而借此我们也不妨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跨民族、跨文学文类和跨文化等级的多元视角出发来考察世纪末中国文学艺术的现状及未来走向。其次,另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就是所谓的“世纪末”之涵义。若是专指19世纪末的西方文学,这一术语显然包含有“颓废的”、“没落的”涵义。但是正如另一些术语的涵义在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之后又具有了新的意义:最初出自宗教领域的现代主义这个词现已被广泛地用来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现实主义构成直接挑战的一种西方文艺思潮和运动,有些批评家甚至将其内涵无限扩大为包含战后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先锋派”这一术语则自其诞生之日起不断拓展其内涵,现已被广泛用来描述一切反叛传统并有着先锋和超前意识的东西方文学艺术思潮流派。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传统的审美内涵也必须在有着当代意识的当代人的重新阐释下才能真正具有意义,文学的经典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其内涵也在受到重构并趋于完善,此外,它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电影和电视的传播媒介。有时,一部电影或电视的成功也会使得久已被人们遗忘的一部文学名著再获新生。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小说原著的促销。因此,不加分析地将世纪末的文学艺术定为“颓废”和“消极”的,至少失之公允。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一个专指文学艺术的术语进行重新建构呢?[4]第三,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虽然在近一百年里深深地受到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尤其是电影和电视更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引进的,它们在技术上的更新和艺术上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自然得助于其在西方的发展进步。但中国的文学艺术本身却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我们之所以要借助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视角来分析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恰恰是因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就文化本身的意义而言,它则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之语境下。进入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艺术在经历了70年代末现实主义的复归和现代主义的渗入、80年代的先锋派的挑战和新写实派的反拨之后早已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这是一个没有主流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各种宏大的叙事已经解体,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各种属于非精英范畴的文学的或亚文学的话语力量则异军突起,对精英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包括电影和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更是占据了本来就在日渐萎缩的精英文学艺术的领地。人们不得不对世纪末文学艺术的走向以及其在未来的发展而担忧、而思考、而憧憬。现在我们先对处于“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艺术之现状作一匆匆的考察。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对中国文坛产生冲击以来,大众文化的崛起越来越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经典文学研究学者的不安。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注意到9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个明显的现象。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先锋派的智力反叛这一变体逐步变形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文学市场上不见了往日的“宏大叙事”作品,而充满了各种“稗史”性的亚文学作品和影视光盘。严肃的作家很难再找到自己曾在新时期有过的广阔活动空间,为人生而写作或为艺术本身而写作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美学原则一度变为为市场而写作,或者为迎合读者的口味而写作。作家的“寄主”地位变为“寄生”地位。当然,对于这种种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有意逃避,因为在这部分人看来,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大计尚未完成,因而这样的挑战实际起到了中断现代性大计的作用;也有人则持不同的态度,他们把大众文化的崛起视为为知识分子在长期以来自我领地化的语境中寻找新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欢迎大众文化对主流话语和精英意识的冲击和挑战,并且欢呼多元话语力量的角逐和多元共生时代的来临,因为对他们来说,作家和写作者可以在一个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中写作和实验各种文体风格和叙事话语,以便实现对广大读者的“后启蒙”之目标。如果说,前一种观点对文学的未来持一种悲观态度的话,那后一种态度则对之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毫无疑问,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文学存在;同样,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去欣赏文学,文学就不会消亡。即使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它仍有存活的理由,它仍能够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一席位置。但是文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影视传媒的受挫,后者所受到的挑战并非来自文学,而倒更是来自近几年来崛起的网络。网络的使用为当代人开辟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赛博空间,网民无须经过任何审查就可以任意在网上发表自己所喜欢的作品或散布各种未加证实的信息;同样,他们也无所顾忌地在网上欣赏西方世界的最新影片和电视节目。毫无疑问,影视传媒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来自“第四媒体”的挑战!有人甚至预言,在全球化的时代,网络不仅将取代传统的媒体,甚至还将取代电影和电视的作用。诚然,大众文化的滥殇和对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冲击并非中国语境下发生的独特事件,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的普遍现象。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进程自然使得有着传统人文精神的高雅文化和文学创作再度被边缘化,精英文学的领地变得越来越狭窄,高等学校中的人文系科也不得不经历萎缩、重新结构和重新组合,从事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变得越来越少,高谈现代性大计已成了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一种奢侈行为,等等。这一切均发生在物质生活高度发达的西方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理论思潮和后现代条件使人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他们完全有理由从原先所致力于从事的写作和研究领域里退缩到一个更为广大的市场指向的“公共空间”去发挥作用。在中国这个现代性大计虽未完成但却打上了不少后现代性印记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文学艺术则经历了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波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直接作用是导致了两个极致的变体的产生:一方面是先锋派的智力反叛和观念上和技巧上的过度超前,因而造成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在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大众文化乃至消费文化的崛起,一切以市场所需为目标,文化生产之成败均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这样便造成了人们普遍文化品味的下降,使得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者担心。他们不得不问道: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未来的文学艺术究竟有没有前途?我曾把处于全球性的文化转型期的中国文学称为“后新时期”文学,我现在仍持这种观点。但我认为,转型期的文学态势并不会持续太久,各种话语力量的角逐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对于大众文化的挑战我们不必担心,它毕竟反映了一部分或大部分读者观众的暂时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并不能代表他们的终极审美目标。我们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决不应当只是一味地像以往那样居高临下地指责他们,而应当首先走出狭窄的精英意识的象牙塔,置身到广大文学艺术读者和观众中,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而达到新的启蒙之目的,也即所谓的“后启蒙”,这样便不致于造成新的精英/大众的人为对立。对于未来文学的前途,我曾和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作过一次长时间的访谈。在他看来,文学将会永远存在,只要有人阅读和欣赏文学,文学就永远不会降低其固有的品格,因为尽管此时的文学领地正变得越来越狭窄,但文学的表达媒介所表现出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是其它(大众传播)媒介所无法表达出的。[5]因此对未来的文学之前途所抱有的任何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影视艺术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对此,我将在最后一部分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