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不可割裂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二千余年所形成的古代文论,决不能摒除在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视野之外,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来研究,仅仅给它一个必要的历史地位,是不够的。想简单地将它抹去更是不可能的。应该认识到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不仅体现在“物”的方面,而且凝结于观念和制度中,并以无意识的状态深藏于人们的心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你想摆脱也摆脱不掉。而且传统并非一切都不好,其中有许多精华的、精致的、美好的、充满魅力的成分,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些文化珍宝置之不顾呢? 我们必须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中也包括文论传统的精华作为一个对象,向它走进去,把其中一切对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东西进行充分地研究,并把它呈现出来,使它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现代文论的一种重要的资源和参照系。德国诠释学家加达默尔说:
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Bewahrung) ,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是积极活动的。但是,保存是一种理想活动,当然也是这样一种难以觉察的不显眼的理性活动。正是因为这一理由,新的东西、被计划的东西才表现为唯一的活动和行为。但是,这是一种假象。即使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古老的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1 ] (P361)
的确,在革命时期,在社会的暴风骤雨时期,人们常认为传统被抛弃了,似乎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反传统,其实传统的力量是如此的“顽固”,它变换着方法保存下来。我们觉得自己远离传统,其实我们经常处在传统中而不自觉。
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不会被割断呢?这里有一个对传统的理解问题。文化传统不是死的,它以“基因”的渗透的方式不断地流动着发展着。如我们谈儒家的传统,就不能停留在孔子那里。儒家就像一个巨大的“筐”,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把自己栽种的最美的花仍进这个筐里面去。汉代的儒学、宋代的理学、清代的小学,直到今天的“新儒学”,都把自己新鲜的成果增添进儒家的学术“筐”去。这样儒家学派就成为一条永不干枯的河,长流不息。任何人想割断它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学派,就必然有它合理的东西,这些合理的东西就是生长点,它不断发酵,产生出更新的东西来。这是势之必然。文学也是这样。中国的文学传统不会永远停留在《诗经》那里,它发展、壮大、变异。清代学者顾炎武说: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为《楚辞》, 《楚辞》之不能不降为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为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为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之可乎? 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未尝似也, 知此者, 可与言诗也已矣。[2 ]
顾炎武这里主要是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最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似”与“不似”的问题。前人的诗作为传统是根基,如完全“不似”,那么就失去中国诗的品格;但如果“太似”则又会失去自己的创造性,所以文学的发展应在对传统文学的“似与不似”之间进行。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中国古代文论似乎在“五四”文化革命后,换了一套新的话语,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似乎一切都是新的。其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代文论的最后一人是王国维,中国现代文论最早一人也是王国维。在他那里既有新的话语,如叔本华、尼采的生命哲学、康德的美学,但同时又保留了“情景交融”、“弦外之音”等古代的话语,而他的文论的最伟大的贡献应是“境界”说的提出与阐发,但这是半是古典半是新声,是新与旧的结合物。鲁迅是一位反对封建文化的先锋,似乎他的思想言论一切都是新的。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身上充满文化悖论。他的确吸收了新的思想,的确对中国古代的某些东西,进行了批判,但同时又热爱中国古典中优良的传统。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纲要》就足见其对中国文学钻研之深厚。王国维和鲁迅都在与传统“似与不似”的关系中发展自己的学术。几十年后,几百年后,他们的学术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