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中华古代文论的诠释有多少困难,如果想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那么除了诠释,别无它途。诠释是继承与革新中华古代文论的必由之路。
三、 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新变
现在中国文论研究界争论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研究古代文论? 一种意见认为,古代文论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中华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不一定与建立中国现代的文论建设直接联系起来。如罗宗强教授在批评了古文论研究中的“古为今用”之后说:“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古文论研究,求识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传统,更正确地吸收传统的精华。通过对古文论的研究,增加我们的知识面,提高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素养;而不汲汲于‘用’。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才有条件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为有益的。”[4 ]这种意见的主旨是不要把“用”特别是“古为今用”作为研究的目标,而把提高传统文化素养为目标。至于建立中国现代的文学理论,则主要应从总结现实的文学创作经验教训入手。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目前在世界的文学理论界,竟然没有中国的声音。如果我们不对中华古老的文论传统进行现代的“话语转换”,那么在文论上,就没有“话语”与别人交流,我们岂不患了“失语症”。这种意见的主旨是主张“用”特别是“古为中用”。
我们的意见是,“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建设具有中华现代文学理论的资源有四个方面:当下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五四”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中华古代文学理论;西方文论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四种资源上的创造性改造与融合,是建设现代文论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精神“工程”,不是一日之功,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排斥“古为今用”。在这个复杂的工程中,中华古代文论作为民族原典精神,起着特别的作用。中华古代文论当然可以提高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加强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中华古代文论的一些概念、范畴经过我们的诠释,也可以转化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论。也许经过诠释的古代文论概念、范畴,可能已不完全是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但是它的基本精神是古典所焕发出的新声。它原本在另一个语境中,现在转移到一个新的语境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不完全协调的,但经过不断的磨合改进,旧的“武器”派上新的用途,也不是不可以的。特别是涉及文学基本原理的一些部分,由于具有普遍性,经过适当地改造,就完全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用。
在古今中西融合这条路上,已经有前人为我们开辟了道路。
王国维(1877 —1927) ,大家公认他是建立中国现代文论的第一人,是一位开辟道路的学者。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提了“境界”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说、“隔”与“不隔”说、“造境”与“写境”说、“出入”说、“古雅”说、“天才”说等,就是在古今中外交接点上进行了别出心裁的创造。尽管里面有不成熟的、自相矛盾的部分,但后人为什么不把他的中西交融的未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呢?
宗白华(1897 —1986) 在“五四”文化运动洗礼后,仍执着于中华古典与西方精神的结合,为中国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理论作出了贡献。他虽然学贯中西,但他的理论建树则更多从中国古典诗学、美学立意,同时又把古今中西结合起来。例如他的意境“层次”论,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给人莫大的启发。他在《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一文中说:
中国艺术家何以不满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 因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蔡小石在《拜石山房词》序里形容词里面的这三境层极为精妙:
“夫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缟地,余霞绮天,一境也。(这是直观感相之渲染) 再读之则烟涛氵项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咏鳞出水,又一境也。(这是活跃生命的传达) 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 而远。(这是最高灵境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