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es[11]探讨了先见判断的提示对后见判断的影响。Davies预期，在被试做后见判断时，向他们提示其先见判断时的想法，应会减小后见效应。在实验中，被试首先阅读某心理学实验的程序，然后评定出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两周之后，主试向这些被试报告实验结果，并要求他们再次评定实验结果。研究虽然证实了Davies的预期，呈现其先见判断的被试，其后见效应减小，但此效应不能完全消除。
很自然，人们会将后见效应与被试的动机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认为，被试之所以表现出后见效应，就是希望自己显得聪明、有远见，则未免失于简单。比如，Fischhoff[12]在实验中通过指导语改变被试的动机强度，并没有影响其后见效应的大小。
然而，动机因素似乎是和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来影响后见效应的。HELL等[8]比较了认知因素与动机因素对后见效应的影响。实验的自变量为正确答案的呈现时刻、被试对其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被试正确回忆其初始回答可得到的酬金；实验的因变量为被试由先见判断而后见判断的变化幅度（以百分比为指标）。结果发现：(1)初始回答的可回忆程度（由进行初始估计与回忆初始估计的间隔时间来控制）和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这两个认知因素的效应显著，初始回答越容易回忆，后见效应越小；(2)诱使被试准确回忆的酬金与两个认知变量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在酬金较高的条件下，记忆保持的时间间隔对后见效应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在被试对初始回答进行精细编码的条件下，酬金的简单效应不显著。HELL等认为，对初始估计难以回忆，是产生后见效应的一个必要条件；后见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回忆初始估计的难易程度和所呈现的“正确”答案。
2 后见之明的理论解释
HAWKINS和HASTIE[13]分析归纳了人们进行后见判断采用的4种策略：(1)对初始观点直接回忆；(2)锚定于目前观点而调整推断初始观点；(3)认知重构(COGNITIVE RECONSTRUCTION)；(4)自我表现(MOTIVATED SELF-PRESENTATION)。
对初始观点直接回忆，是被试在接受结果反馈后进行后见判断时，最简单的反应策略。此时，被试在长时记忆中搜索初始观点，并且作出与其一致的反应。然而，被试不能够将其初始观点完全记住。FISHHOFF[12]和WOOD[14]的研究表明，其被试只能回忆出初始评定的2/3。这样，被试就可能采用第二个策略，基于目前的、知道结果后的观点，来推断其不知道结果时的想法。不过，从现有研究结果看，这两个策略在后见判断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13,15]。
认知重构指被试通过对结果的“再判断”而对先前的判断加以重构。认知重构包括3个方面：证据选样(SAMPLING EVIDENCE)、证据评估(EVIDENCE EVALUATION)和证据整合(EVIDENCE INTEGRATION)。当人们进行判断时，会将环境或长时记忆中与此判断有关的证据回顾一番。通常，这种回顾与精细的搜索和辨别加工相联系。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和记忆中的相关信息极为丰富，选择证据往往不能完全在意识控制下完成。对后见效应的解释之一，就是针对引证判断的证据特点而阐发的：一旦人们知道结果，则在随后的判断中，不大可能去接通与结果不符的信息。比如，SLOVIC和FISHHOFF[5]认为，在先见条件下，各种可能结果都要作为提取线索，证据选样的范围较为宽泛；而在后见条件下，只有确定结果作为提取证据的线索。这样，如果与结果不符的信息有所丧失，再次补充的信息就会朝与给定结果相符的方向偏移，同样道理，确信程度判断也朝向确定结果偏移。
证据评估就是说，即便人们认为一个证据与判断有关，往往还需考虑以结果为背景的信息，才能对其进行评估。因为，单纯用此证据作判断线索，结论是模糊不清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已知一个人擅长拳脚，是判断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呢？还是更可能被人打死？从一个角度看，似乎应判断他更不可能被人打死；但从另一角度看，似乎又应判断他更可能被人打死。如果人们得到结果反馈，或此人技艺超群死里逃生，或无事生非死于非命，人们就会立刻将此类证据纳入引起结果的原因，即证据整合，导致后见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