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排满思潮的高涨，留学生中革命与保皇两军对垒的形势初步展开。1902年11月，湖南留日同乡会创办了一个刊物《游学译编》，杨守仁、黄兴、陈天华、杨度等人编辑。次年杨守仁发表《新湖南》，指名批评康有为《辩革命书》，明确指出驱逐满清贵族政府是强化中国社会凝聚力的不二法门。他说：中国人民“不离绝满政府，则无由凝固其吸集之力，不能吸集而伈伈伣伣，必与顽愚迷乱之满政府，同毙于白种人鸩醪毒脯之下”。从此他“以革命为唯一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事业”。[21]黄兴和陈天华则回到湖南，发动了1904年华兴会流产起义。1903年2月，浙江留日同乡会也创办刊物《浙江潮》，孙翼中、蒋方震、叶澜等担任编辑或撰述。拒俄运动以后《浙江潮》排满色彩日见强烈，它在第6期刊载了明末抗清领袖张煌言的遗像、部分诗词和禹陵、禹庙、岳坟的照片，第8、9期连续发表蒋方震的《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指名批判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君主立宪论。蒋方震认为中国之亡“其罪万不能不归之于政府”，梁启超不追究政府的罪恶，而斤斤计较民智的落后，实在是倒果为因。他断定：只有“官吏非不肖政府非腐败，夫然后群俗乃可以改良”[22]。1903年4月创刊的江苏留日同乡会刊物《江苏》，由革命派秦毓鎏、张肇桐、黄宗仰、陈去病等人编辑，它一开始就大声疾呼：“将跃身扬子江中，起万丈胥涛，作十万军声，与异种民族相轰战，相竞争，以保此破裂之山河”[23]。苏报被查封后，主笔章士钊和谢晓石、陈去病等人于当年创办了《国民日日报》。该报辛辣地嘲讽梁启超等人说：“临文夫如何，最好是骑墙。调停孙、康融华洋，不然极口骂袁、张，便作空言也无妨。若纳吾言，准作维新党；不纳吾言，空逐保皇忙”[24]。可见1903年的政治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革命派的广泛的联合阵线，它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三
排满思潮的高涨肯定了孙中山等兴中会革命先驱者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宣告留学生群体性地投向了民主革命的阵线。孙中山与留日学生的联系是1901年春天建立起来的，宋教仁指出，在此之前留学生“无有知革命之事者，惟言维新而已”[25]。该年春天，报载清政府将广东割让给法国，粤籍留学生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当时孙中山正在横滨，给予 了热情支持。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程家柽、秦力山、戢翼翬、沈翔云、王宠惠等一派《国民报》人物往来密切。程家柽“以爱岩山下对阳馆为与孙文秘密过从之所，校课之暇必访之”。孙中山尤其注意通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向留学生渗透影响。章太炎记载：“时香山孙公方客横滨，中外多识其名者。而游学生疑孙公骁桀难近，不与通，力山独先往谒之。会余亦至。孙公十日率一至东京，陈义斩斩，相与语欢甚，知其非才常辈人也。诸生闻孙公无佗犷状，亦渐与亲，种族大义，始震播横舍间”[26]。1903年年章士钊根据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节译《孙逸仙》一书出版。章士钊、章太炎、秦力山分别写了序言，他们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章士钊指出：“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秦力山赞扬说：“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之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得非天诱其忠锡之勇者乎！”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流亡东京，“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 程家柽提议：“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以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间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8月13日，留学生举行了盛大欢迎会，会议主持者宋教仁的日记真实地记载了会场上令人难忘的热烈气愤。“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手大喝彩，次乃请孙逸仙演说。当时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额上，细述人众原因，又开门听其进，遂罢”[27]。陈天华在《民报》撰文赞扬说：“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止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辞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