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可借鉴国外的辩诉交易制度（ＰＬＥＡ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对于辩诉交易制度，一般人一听名称就比较反感，更不用谈论是否采用，笔者也不例外。记得在1992年初入西南政法学院攻读刑法学硕士学位时，笔者对辩诉交易就感到难以接受，甚至可以说非常反感。如今笔者反思，之所以许多人反感或者曾反感辩诉交易，要害在于“交易”两字。从计划经济年代过来的人，所熟悉的“交易”一词，往往与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相联系。1979年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就是这种联系的最典型的反映。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普遍不再视“交易”为洪水猛兽，越来越意识到“交易”是个中性词，甚至是褒义词，因为没有交易，我们甚至无法生存。再说，有人曾指出，英文ＰＬＥＡ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翻译成辩诉交易，不太准确，却又因文化的差异，一时难以找到比较科学、合理的中文词汇来代替。我们暂且不论翻译成“辩诉交易”是否合理，但辩诉交易的内容确有其合理性，有利于促使被告人认罪，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许多文章已谈到这一点，此处不再赘述，只建议不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采纳、改造外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为我所用。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了简易程序的一审庭审制度，其初衷是在保证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数年的实践证明，简易程序受到普遍欢迎，但其固有的诸多局限妨害了其设立初衷的实现。目前，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呼声很高，立法机关也在作这方面的准备。本文顺应修法的呼声，在考察实务的基础上，以公正与效率的平衡为支点，建议改革现行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制度，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的范围、数量。
一、建议以“被告人认罪”的案情标准取代“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情标准
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这一规定存在下列问题：
首先，该规定不符合法院受理案件只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开庭前，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法院只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审查，并不知道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也无须知道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更不能知道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否则，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
其次，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有不同的标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既有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的提起公诉标准，又有法院判决时的定罪量刑标准。一般认为，提起公诉标准要低于定罪量刑标准。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的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究竟是提起公诉标准还是定罪量刑标准，无从判断。若是提起公诉标准，则法院代替公诉机关行使公诉权，有违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若是定罪量刑标准，则如前所述，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
再次，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虽有客观依据，但主要还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同样的案情、同样的事实、同样的证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机关、不同的时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可见，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案情标准具有违法性、模糊性、主观性的特点，有可能损害诉讼公正与效率，是实践中检法两家关于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分歧的根源之一。后来，检法两家摸索中采取“被告人认罪”标准代替“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标准后，几乎不再为此发生争执。实践证明，“被告人认罪”标准，更具科学性、确定性、客观性，易于掌握，能为检法两家接受，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将其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当然，“被告人认罪”标准也潜在易变的问题，稍后将论述设计相应的制度予以应对。
二、建议以“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下”的刑罚标准取代“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