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对民族文化的整合，把现代文化的自我解放运动推到了极端，并且现实化了。如果说，现代文化运动的成果是，它不仅使个体摆脱等级制度而成为生存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而且使个体摆脱整体的束缚而成为文化意义上独立的个体，那么，现代化的历史情境使自我存在的文化根基在技术的强制性转化作用下，退隐到历史记忆的无限远景中。个体因此丧失了内在生存的根基，也因此失去了保证自我生存和文化的内在统一性的整体中介。由于失去了整体的中介，文化与个体的生存直接联系起来；又由于失去了整体性的基础，个体被迫承担起重建自我的文化根基的责任。无疑，历史的现代发展使文化对于个体的外在性转化为内在性，从仪式性的彼岸存在转化为日常性的此岸存在。但是，文化毕竟是人类生存的总体情态和内在基础。文化个体化的结果不仅必然导致整体性的危机，而且必然使个体在获得自我解放和自我独立的同时，沦为丧失生存根基的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
现代主义借助认识论的激进追求解放了个体，使自我独立，但随着其整体性丧失的是价值中心的丧失。无价值中心则意味着意义的根本性阙如，即个体存在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否定了个体关于自我同一性的梦想，并揭示了他的与生俱来的异化本质。阿多尔诺认为，自我的同一性和自我异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伴，两者的同伴关系表明了文化的主体性运动是服从于商品交换的一体化需要的：“个人独立的过程是商品交换社会的一种功能，终止于个人被一体化所毁灭。”[11]因此，现代主义的激情努力结束于后现代主义的隐晦的叙述中，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不到一百年，福科哀悼那个杀死上帝的“人”也死了[12]，而詹姆逊诸人在“主体的死亡”景象中，直接看到了所谓“主体”一开始就个存在，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海市蜃楼[13]。
整体性的丧失和同一性的幻灭，使自我的无根基生存成为常态。这种常态化导致文化寻根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寻根对于作为现代历史主体的自我具有命运意义—一个体变成一个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但是，由于整体性的丧失，个体自我的文化寻根是在“主体性囚室”中的无望的努力．它不能突破自我闭塞的孤独，最后不得不沉入心理主义的实证和语义分析的缠绕，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寻根成为心绪和语言的无可约束的滋生漫长。在这种滋生漫长中，文化的碎片跨越整体沉沦的地平线，成为关于生存真实的精神分裂症的臆想，如福克纳笔下的白痴班吉，永远固执着一个弱智儿的残缺记忆（《喧哗与骚动》）。“真实是什么？”[14]对于现代艺术，真正成为问题的不是能不能把握真实或怎样把握真实，而是真实本身！由于对真实性的本体论怀疑，毕卡索式的立体主义努力归入了反形式的形式主义游戏，而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极端行动把艺术对现实的反抗推到艺术的极限从而瓦解了艺术，如杜桑和劳生柏，艺术因此成为对生活的现成品或剩余物的直接挪用。真实性的危机和个体自我的生存危机相互纠缠，这一方面强化了个体生存的寻根意识，另一方面又使寻根行动在原始性的无望中成为对文化的中立化行为—一寻根变成对文化的意义中心和价值体系的游戏。
这样，文化的个体化产生厂自找对文化的日常需要，而对文化的日常需要的满足只有通过游戏的中立化活动才能实现。正是游戏把文化与生存重新在个体生存的意义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使文化日常化、生存化，同时也使生存仪式化、文化化。由于整体性的丧失，由于个体生存的根本性无名，文化与生存的统一是缺少意义深度的，它不是一种现实的统一，而是一种欲望中的统一，就是说，它只是一丧失文化根基的自找对文化根基的欲望。可以说，正是个体生存的文化无根性引发了当代的文化泛化现象，乃至于一切商业活动都名不符实地要打上文化的包装。这就造成了特殊的文化景观：在最彻底的商业场所，我们看到的是“文化的交易”，而在真正的文化园地，文化却承受着不可抗拒的商业主义的浸淫。因此，文化和生存在个体意义上的统一只能是一种仪式性的统——一统一于表演的直观性。就此而言，文化向生存的转化，就是文化自身的艺术化—一它片面发展为审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化就是审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