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强调的是，「黑金」干预政治的现象，在乡村基层选举中显得尤其突出。这与都市地区的相对「干净」的情形形成了一定的对比。
「黑金政治」到底根源何在呢？我们有必要回溯民主化之前的台湾政治，从1950年到80年代中期，地方性的竞争选举和自治已经在台湾存在了三十多年。正面评价这些基层选举的论者认为，这种「部分的民主实践」使台湾人对民主的概念、价值和态度习以为常，同时，尽管国民党政权当初开放地方选举并不尽然是为了实践民主，但伴随选举竞争而出现在各地的政治市场（political market）却成为人才向上流动的重要管道之一，也提供了后来台湾民主转型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机制4。批评者则指出，国民党威权统治下以及李登辉主政时代的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贿选盛行，而且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孳生「黑金政治」的结构，所以国民党应该对此负最主要的责任，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就是「黑金政治」的根源。
2000年的「大选」中，民进党以「阿扁没包袱、黑金一定除」为号召夺取了政权，但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这个党便「由原来理念型派系转为接纳黑、金力量与人士，成为庸俗化派系的现象，正逐步镶入原有地方派系生态的一环（原文如此）」5。到了2004年的「大选」时，民进党已经被指为「黑金进行式」，「总统府」更成为「新黑金中心」。正如论者所指出的，「黑金」势力与民进党的结合，其原因不仅是「人头党员」的效应，还在于「金钱政治的压力、派系扩张、招降纳叛等新依侍（或依附）主义、政经结盟效应」等等6──其实简而言之，只是因为民进党成为了握有巨大权力的执政党。所以，将「黑金政治」完全归因于国民党的说法已经被证伪，其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根源。本文于是假设，台湾基层选举中的「黑金政治」与该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而非某一党的政治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进一步地，本文试图证明以下命题：
1.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选举的频繁程度和竞争激烈程度不断上升，而选举的成本日渐高昂，但政客可能获得的合法的竞选经费有限，而黑社会组织则拥有大量金钱，于是选举对「黑金」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2. 民主化的发展，导致行政和司法系统的人事安排、预算决策等都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而行政和司法系统愈来愈受制于选举，也使得「黑金」势力通过影响选举结果可以更多地获取经济与政治利益，那么「黑金」对选举的需求也愈来愈大；
3. 基层的民主选举受到地方派系势力、乡村权力结构以及乡土社会特点的影响，「黑金」势力能够更轻易地实现贿选，操控选举，而在都市区这种情形相对削弱；
4. 国民党威权统治时代遗留的政治结构确实为「黑金政治」创造了条件，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台湾民主化的时机（在没有法治的前提下开展民主，在深层的结构中，民主与旧的社会土壤结合在一起）、劣质的政治文化7以及失败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