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已经遇到〔或者即将遇到〕能源、原材料、环境、天灾、教育等领域中一系列重大难题。当代传统科学技术及其基本理论至今未能向中国提供经济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中国科技技术、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呼唤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向中国提供经济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因此，本文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已经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而且是已经事关全局严重影响和阻碍中国科技技术、经济、教育与社会进一步高速健康发展的重大的问题，必须尽快迅速解决。
引言
1998年-2003年，中国在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多，但是中国科技大奖的发明一等奖连续六年空缺，说明了什么？有人认为∶“说明了我们这六年来都没有出现有说服力、有国际竞争力的发明。”作者认识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作者认为不是中国“这六年来都没有出现有说服力、有国际竞争力的发明”，而是中国科技研究发展领导部门和主流学界评审科技成果的游戏规则有问题。中国某些科学技术领域中挑战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的科技创新成果，与科学技术界主流学者至今深信不疑的传统认识和基本理论发生了实质性的冲突，因而处于遭到主流学界的排斥、否定、压制和层层封杀，无法通过科学界主流学者占主导地位的科技成果评审规则评选出来。
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对上述问题缺乏认识涉及到国家、各省、各市用于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方面的资金目前的主要投向及其今后若干年的科技成果产出效益。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已经遇到〔或者即将遇到〕能源、原材料、环境、天灾、教育等领域中一系列重大难题。当代传统科学技术及其基本理论至今未能向中国提供经济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中国科技技术、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呼唤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向中国提供经济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因此，本文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已经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而且是已经事关全局严重影响和阻碍中国科技技术、经济、教育与社会进一步高速健康发展的重大的问题，必须尽快迅速解决。
本文中提出的问题值得中国国家、省和市级党政“一把手”、负责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的领导人，以及大学校长们思考。
作者的话
我出生于英国。我的母亲是一位热爱中国的英籍犹太人，1948年去世前是英国《工人日报》的记者。我的祖父陈友仁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爱国革命外交家，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贡献了他的一生。去世前，我的父亲陈依范曾经担任过美国宋庆龄基金会总裁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我的伯父陈丕士曾经担任过全国政协香港地区特邀委员。
1950年初，我的父亲应邀从伦敦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将当时八岁的我带回中国。从那时起，我在中国已经生活、学习和工作了54年，亲历目睹中国54年来巨大的变化。与中国人民一起，我希望中国的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和社会今后的发展不但更快，更重要的是要发展的更好。这是我编写本文的初衷。
必须指出，本文提出的问题既是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但是更重要涉及许多领域中作为依据的科学实践实例。
作者作为立论依据的典型实例，并非专为写本文而在不同领域调查了解的科技创新成果的例子，而是本人1990年以来跟踪调查中国天灾预测科学发展情况，2002年以来以志愿者身份担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的工作过程中，协助促进某些科技创新成果发展的过程中，以及从事促进中外合作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在极其有限的几个科学技术领域中，亲自却偶然地直接了解的一些实现重大突破的科技创新成果实例。这些实例可谓仅是中国科学技术领域中尚未得到充分开拓的许多实现重大突破“非主流科技创新成果”的“冰山一角”。
此外，本文所揭示的某些传统自然科学技术领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绝对不是也不能用来否定在这些自然科学技术领域里中国主流学界数十年来认识不断深化的成就，而只是说明这些认识深化的成就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而非绝对真理，不能用来作为主流学界拒绝、排斥、否定和压制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