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刑法要求法律本身应当具有明确性，然而由于法律普遍性、稳定性的要求，立法必须具有一定的抽象性；由于语词的模糊性，必然在理解上会呈现多种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说，对立法者要求的明确性，只能是相对的明确性，是“尽其所能”。而对于司法者而言，则有一个法律的进一步明确化的问题——将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通过从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演绎，实现一般正义到个别正义的转化。这就要求司法者对法定犯罪构成进行理解或者说是解释法律，从而使个案事实能够被法律所涵摄。尽管在司法解释上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方法，但是，我们不得不强调立法者的意图。就犯罪既遂而言，我们必须知晓立法者是基于何种考虑来设定这样的标准，这是司法者理解法律、解释法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一般犯罪而言，比如结果犯，立法者设定的既遂标准就是行为人主观的犯罪目的的实现，就是主观的犯罪结果 [21]的发生；又如阴谋犯，如果仅从犯罪目的实现说来考虑，只有在阴谋的内容实际发生时才是行为既遂，然而从有效地抗制犯罪这一刑事政策角度出发，必须把刑法的防卫线提前，只要实施了这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行为就是犯罪既遂。司法者解释法律，不是把自己当作立法者（进行创新式的）思考，而是学会象立法者那样去思考，必须在法律条文的文义范围内来探究立法者的原意。在认定犯罪既遂时就表现为，在法律没有规定不明确或者可能出现不止一种的理解时，就要求司法者首先考虑行为人行为的目的是否实现，这种目的是否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这种主观目的与客观结果的符合达到了何种程度；对行为人犯罪目的的抗制是否有效，有无将防卫线提前之必要。这就是“犯罪目的实现 刑事政策说”在司法上的功能，它主要就是对司法者进行司法解释提供一种观念上的指导形象。
【注释】
[1] 侯国云：《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议》，载《法律科学》，1997年第3期。
[2]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第270页。
[3] 苏惠渔：《刑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
[4] 苏惠渔：《刑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5] 苏惠渔：《刑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6]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第271页。
[7] 苏惠渔：《刑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
[8] [日]福田平、大冢仁：《对谈刑法总论（下）》，有斐阁1987年版，第126页以下。转引自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第272页。
[9] 张明楷：《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第502页以下。
[10]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第272页。
[11] 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0页。
[12] 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1页。
[13] 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第212页。此外，还有第二种意义上的犯罪目的，即目的犯中的目的，但是笔者认为目的犯之目的是“主观的超过要素”，在犯罪构成中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要素，所以，它不是笔者在此讨论的犯罪目的。关于目的犯之目的，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以下。
[14] 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7页。
[15] 陈兴良：《犯罪构成的体系性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3期。
[16] 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6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0页。
[17] 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第418-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