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政策的考虑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的补强。
1、刑事政策在立法上的指导作用。
刑法是对犯罪的发动，正是通过对犯罪的打击来证明刑法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既然是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而存在，那么在实际上就不可能撇开刑事政策的考虑。在广泛的抗制犯罪的国家措施中，只有涉及刑法体系的，才可以称为刑事政策。所以，刑事政策的概念是指“国家运用刑法体系，有效而且合理对抗犯罪的政策。所谓刑法体系，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与犯罪矫治法”。 [17]刑事政策的研究或实践，必然有价值选择的成分；然而这样的价值选择又必须以刑法的实然规定为基础，刑事政策不能是司法者超越法律的借口，而只能是立法者的立法依据。“没有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将沦为常识的刑事政策。也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信手拈来一则防止犯罪的对策，不管这个对策是不是刑法上已经有充分规定，也不管即兴提出的对策能否融入我们的体系井然的刑法秩序当中”。 [18]所以，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才具有意义；其在立法上的总体要求就是：合理而有效。
2、刑事政策对于确立犯罪既遂标准的指导意义。
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的要求，当然对确立犯罪既遂的标准具有同样的指导作用。第一，确立的犯罪既遂标准必须合理。所谓合理，笔者认为首先是指法律的规定要和事实相符，就是指犯罪既遂应当尽可能地与行为既遂相吻合，而行为既遂就是行为人目的的实现，相应地，在立法上，犯罪既遂就是犯罪人的犯罪目的的实现。第二，作为犯罪的抗制措施，还必须考虑这种抗制的有效性。单纯地依犯罪目的的实现来确定犯罪的既遂，我们会发现对于某些犯罪一旦既遂就没有进行法律抗制（最终表现为刑法抗制）的可能，比如一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一旦犯罪既遂，国家的性质都有可能改变，法律的有效性更是岌岌可危。所以，对于这类犯罪就应当将刑法的防卫线提前，相应地也要提前其既遂标准。所以，从合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以犯罪目的实现说为基础，这也是我们在犯罪既遂问题上的一个基准；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犯罪目的的实现，还必须考虑一个对犯罪抗制的有效性问题，这就是结合刑事政策的考虑，在某些重罪上将既遂的界限提前。这就是笔者所倡导的“犯罪目的实现 刑事政策说”。它既考虑到了大多数情况下犯罪既遂的一个明确标准——犯罪目的的实现，同时又考虑到了在某些严重犯罪的情形下“犯罪目的实现说”的不足，而以“刑事政策说”加以补强，这才是一个综合的标准。
三、“犯罪目的实现 刑事政策说”在司法领域的理论空间——兼论刑法的解释
上文从刑事司法和刑事立法两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犯罪既遂的两个标准。在刑事司法上，笔者主张“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在刑事立法上，笔者又倡导“犯罪目的实现 刑事政策说”，那么这样两种学说能够有机地统一或者说有效地衔接吗？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立法是司法的前提，“刑事法治首先意味着在刑事领域具有一套体现正义的规范体系的存在，这种刑事法规范不仅在于约束公民，更重要的是在于约束国家，从而防止司法权的滥用” [19]。刑事法治的要义首先就在于“实质理性的建构”。在犯罪既遂问题上，就是要求立法者为司法者确立明确而合理的裁判标准，这就需要立法者从犯罪事实和刑事政策两个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虑，这就是“犯罪目的实现 刑事政策说”得以提出的理论基础。而一旦这样一个明确的标准呈现在司法者的眼前，就要求法律能够得到严格的执行；法律的特点在于规范性，法的这种规范性使实质价值物化为一种制度，从而为社会正义的实现提供更为稳定的制度保障。正如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所作的经典论述，法治的第一层含义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20]，而对于法治来说，司法者服从法律比普通公民的守法更为重要。这就要求司法者在进行司法活动时不需要也不应当怀疑法律的正确与否，司法者的唯一任务就是严格执行法律，不能以法律不合理为由而超越实定法进行司法活动，否则，就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僭越，是对法治原则的破坏。这是赞同“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的法理基础。在犯罪既遂标准的问题上，正是立法者依据“犯罪目的实现 刑事政策说”设立了合理而有效的既遂标准，为司法者认定犯罪既遂确定了明确而合理的标准；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司法者的任务就是对法律进行正确的解释，并将其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就是依据立法者设立的既遂标准，来认定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是否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既遂应当具备的所有要素，这就是司法上犯罪既遂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说”标准。正是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关联，使这两种标准有机地统一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