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读者也许不难发现，笔者在论证“犯罪结果发生说”和“犯罪目的实现说”并不错误的同时，始终没有批判“犯罪构成要件要素说”，相反却是以它为依托的。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三种学说在认定犯罪既遂的实效上来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如上所述，就司法层面而言，认定犯罪既遂必须严格地依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那么，“犯罪目的”、“犯罪结果”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要素，“犯罪目的实现”、“犯罪结果发生”只是突出地反映了犯罪既遂在构成要件要素上的要求。但是，在这三种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中，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因为：从形式上来看，犯罪既遂就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的行为，在这一点上，“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不仅提供了更符合形式法治要求的“法定标准”，不至于引起普通民众发生“大众话语”上的误解；而且由于犯罪构成兼顾了犯罪的主客观方面，对犯罪成立作一步到位的综合评价，同样不会发生主观归罪或者客观归罪的情形。
二、 立法上既遂标准之确立——为“犯罪目的实现 刑事政策说”所作的论证
上文从司法认定的角度论述了犯罪既遂的标准，认为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然而，“犯罪构成应当是刑事违法性的构成，它的功能在于说明行为的刑事违法性” [14]。刑事违法性是以存在这样一个明确的法律标准为前提的。那么立法上又如何确立这样一个犯罪既遂的标准呢？这又是一个难题。
（一）、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及其对“犯罪目的实现说”重新定位的意义。
1、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的功能区分，以及法治刑法对刑事立法的要求。
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是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个不同角度而对犯罪概念所作的区分。所谓法定犯罪是指已经立法者价值评判而上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事实犯罪是指具有实质危害性但尚未进入立法者视野的行为，是待犯罪化的行为或者准犯罪。理想的法治刑法要求法定犯罪与事实犯罪相一致，这是在总体上对刑事立法的要求。体现在犯罪形态上，就是要求法律所确定的犯罪形态与行为的发展样态相一致。
2、事实犯罪的发展状态及其对犯罪形态确立的指导意义。
行为的发展状态，又可以分为行为人主观的发展状态和行为客观的发展状态。在行为人而言，最佳的结果是客观的发展状态与主观的发展状态相一致。所以，立法者在确立犯罪形态时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的希望以及行为客观上的发展状态，也就是说立法者那里的犯罪既遂形态是指犯罪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它首先是行为人所追求的发展状态；其次是行为的性质所决定的客观上可能达致的状态。概括而言，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发展状态的出现。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出发，就是行为人的行为目的在客观上已经实现。
3、犯罪故意在犯罪构成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犯罪目的实现说”的重新定位。
立法者的任务是参酌实际并结合刑事政策的考虑，确立明确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作为一种法律规定与理论命题，是在对各种犯罪事实加以抽象与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 [15]就犯罪既遂而言，就是要确立犯罪既遂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前已论述，犯罪既遂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齐备，而在这些要素中，我们应当充分关注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要素，任何行为、行为的结果都是外化了的行为人意志。而且在犯罪构成中，犯罪故意是统领一切其他要件要素的核心要件；可以这样说，犯罪是“不法的意图”的实现，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在犯罪构成中有代表犯罪本质的作用。 [16]在故意犯罪中，这种“不法的意图”正是犯罪目的，犯罪行为正是在行为人犯罪目的的指引和控制之下而进行的，而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实现。所以，在立法层面上来说，行为既遂就是行为人目的的实现，在立法时，如果撇开刑事政策的考虑，那么犯罪既遂就是犯罪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