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环境标志制度。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定义，环境标志是印在或贴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宣传环境品质或特征的用语和（或）象征符号。环境标志标明产品从生产、使用以及回收处置的整个过程符合保护特定环境的要求，对生态环境无害或损害极小，有利于资源再生和回收利用。[12]环境标志制度有助于消费者选择优质的环境安全产品，在消费的过程中激发其环保主体意识，同时也可以促进产品生产者将环保因素贯穿于整个商品生产过程，努力改变其产品的环保形象，生产出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产品。
3.环境税收制度。美国为控制二氧化碳而征税，并对采用环保先进工艺建成的设施5年内不征税；日本对法定污染防治设施免征不动产税，并采取加速折旧的减少企业纳税，对“低公害”车辆减免产品税。我国环境税收法律制度较薄弱，仅限于对煤、石油、天然气、盐等征收资源税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税收制度也有所规定，如第35条“对利用废物生产产品的和从废物中回收原料的，税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减征或者免征增值税”、第36条“企业用于清洁生产审核和培训的费用，可以列入企业经营成本”。在未来的循环经济立法中，也应把环境税收制度列入其中，作为推行循环经济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4.绿色消费制度。绿色消费实质上是指以可持续的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进行消费。绿色消费在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使资源的消耗最少，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使消费的结果不致危及人类后代的需求。[13]该制度鼓励使用耐用产品，有限使用可降解的一次性消费产品，而对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通过经济、行政等手段进行限制。
5.财政环境投入与信贷鼓励制度。一些国家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备、技术研究及开发项目提供财政补贴、贴息贷款或优惠贷款。如日本《公害对策基本法》规定：“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努力采取必要的和税收措施，鼓励企业修建和改进公害防治设施”。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也有规定，如第33条“对从事清洁生产研究、示范和培训，实施国家清洁生产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和本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自愿削减污染物排放协议中载明的技术改造项目，列入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同级财政安排的有关技术进步专项资金的扶持范围”、第34条“在依照国家规定设立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中，应当根据需要安排适当数额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在循环经济的立法中，来自国家财政的直接支持，将成为循环经济资金的重要来源。
6.排污权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源于美国的可出售的排放许可证制度，它规定排污权可以出售给排放者或非排放者，而且可以进行转让，是一种灵活的污染控制手段。目前我国已在6个城市进行了“大气排污交易”的试点，我们可以逐步将排污权交易制度推广全国，并在循环经济的立法上把它确认下来。
㈤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构想
第一，推行循环经济的阶段构想。循环经济的建立和推行清洁生产的过程一样，应分阶段、分层次进行。我国的清洁生产历经准备阶段、试点示范阶段、大力推进阶段和全面实施阶段四个阶段，最终才得以确立。尽管我们在立法时可以同时制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法与特别法，但在内容的规定上，确不能要求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迅速建成循环经济体系。全社会范围内的循环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有着不同层次与阶段，仅通过若干立法活动便立即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在实践上是无法完成的。
第二，明确政府推行循环经济的义务。对于政府在建立循环经济的作用，应以义务性规范为主，而且这种义务主要应集中在“利益机制的建立”方面。另外，公众信息系统的建立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
第三，强调法人、组织、公民等在循环经济建立过程中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中，“权利本位”本就应是各种立法的应有之意；循环经济立法这种以利益机制为基础的促进型立法中，就更应该将这种思想贯彻始终。之所以说是“强调”“权利”，并不是说法人、组织、公民不需要履行义务，而是说与义务规范相比，更应该强调他们在建立循环经济过程中所应享有的权利，更应该通过权利性规范来调整他们在循环经济法律关系中行为。法人、组织或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应主要在“利益机制”与“公众参与制度”等中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