㈢借鉴清洁生产法的经验，加强循环经济法立法的可操作性
《清洁生产法》的出台，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诚如学者指出，它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有关清洁生产的规定虽然涉及政府在清洁生产方面的某些职责以及企业在清洁生产方面的某些权利义务，但过于抽象、笼统，缺乏协调与配合，可操作性差，政策宣示的性质较为明显而法律意义不突出。易言之，原有立法并未为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支持与保障措施”。[9]而正如上文所述，我国的循环经济基本法需要采用“促进法”的形式，必定是宣示性、鼓励性的规范占据主要位置，而且客观上循环经济本身的系统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它的建立绝不是一部《循环经济促进法》就能完成的。但笔者认为：在制定循环经济基本法之后，应及时在已经有成熟的科技与实践支撑的领域制定循环经济特别法，以加强循环经济法体系整体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支持与保障措施”的任务应落在各特别法之上，而不是由循环经济基本法来完成，如《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废旧家电回收利用管理条例》、《强制回收产品和包装物管理条例》等。
㈣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制度构想
第一，延续使用环境保护法中原有的一些基本制度。既然循环经济是基于环境保护领域中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而来，那么循环经济理应是环境保护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已规定于环境保护法中的一些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同样可以适用于循环经济立法当中，可以作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环境质量评价制度”为例，它要求在环境的开发、利用之前，对该开发或建设项目的选址、设计、施工和建成后将对周围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拟采取的防范措施和最终不可避免的影响所进行的调查、预测和评价，并制定防止和减少环境损害的最佳方案。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虽然在不同的时期范围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一切对环境有影响的、、水利、农林、商业、卫生、文教、科研、、市政等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及引进的建设项目（包括“三资企业”的建设项目）都要适用环境质量影响评价制度。在推行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主观上的出发点是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客观上推行循环经济过程中所涉及的建设项目却不一定都是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事实上，对于这些循环经济中的建设项目，如果不坚持适用环境质量影响评价制度，同样可能造成环境与资源的破坏。环境保护法中的其它一些制度，如“三同时制度”、“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等，经过适当修正同样可以继续适用于循环经济的建立过程中。但有学者提出：“三同时制度属于末端治污治理方式，其与循环经济所要求的少污染或不污染相冲突。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污染治理设施可以少建或者不建，如此方可根本消除污染”。[10]对于此种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循环经济要求少污染或不污染，是需要相应的手段作为保证的-三同时制度正是一种经过我国环保实践检验的有效保证手段。“污染治理设施可以少建或者不建”，但是应是有条件的：如果企业采取清洁生产方式，污染少或无污染，当然可以“少建或者不建”，其实这也是三同时制度的应有之意。可见，“三同时制度”与循环经济的“少污染或不污染”是不冲突的。
第二，积极完善循环经济所特有的基本制度。循环经济是环境保护的新发展，必然要出现传统环境保护制度所不能涵盖的一些新制度。这些新制度包括：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过去在国家的GDP总量时，从未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环境与资源的破坏计为经济发展的成本，其结果是“不仅引起社会成本和效益不清晰，使GDP总量与经济发展实力发生脱节，而且会误导经济决策”[11].如果建立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就能使我们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效益与所付出的代价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可以对我国的后续发展能力有正确的估计，这一点在资源不足日益严重的今天，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