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替代说。
目前国外尚无任何一个国家同时系统地制定清洁生产法和循环经济法，而以清洁生产立法为多，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制定有循环经济法，而且学者们也往往将这类循环经济法纳入清洁生产法之列。[2]相应地，有些国家的清洁生产立法在学术界也被视为循环经济法。因此理论界已形成了清洁生产法与循环经济法可以相互代替的认识，如果单纯从立法的经济性来看，这种替代似乎也是必要的。
笔者认为，就现时的实际情况看，“难让所有的物质材料完全得到循环利用”、“能够进入循环的，很多也不得不降格使用”是事实存在的。“否定论”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不可片面地、扩张地理解资源和能源的循环，更不可把循环经济作为滥用资源和能源的借口，所谓循环利用是有限度的，而且主要局限于生态学的领域，而不是可以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万能的灵丹妙药。也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循环经济需要与清洁生产等制度相配合。从实践发展看，“循环经济”是在全球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在“清洁生产”之后产生的更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的地区与行业已有成功的范例。从立法的目的上看，我们所以要推行循环经济，也并不是要真正建立一个毫无废物产生、一切都在做着周而复始运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提倡循环经济，只是反映了立法者的一种价值取向-即使完全的、呈闭合回路式的循环经济是无法达到的，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无限的、不间断的向它靠近。从名称的选择上看，采用“循环经济”更能反映出这种经济模式的流程特征，它可以涵盖“末端治理”与“源头控制”两种环境与资源保护模式，又可以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突出“循环”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更好的协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资源”与“经济”之间的尖锐矛盾。此外，循环经济依据的是生态学原理，与热力学、物原理基础上的清洁生产或节约型经济系统功能和机制均有所不同，不可替代，但可以互为补充。事实上，我国目前关于循环经济的概念也旨在强调它的生态性特征，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循环经济概念已经将其于我国清洁生产法的概念区分开来。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运用生态学规律组织建立的，以构造无限接近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路循环为具体实施手段的，旨在最终实现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
二、循环经济立法的必要性
循环经济的思想源于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他将地球比作一艘在宇宙中飞行的宇宙飞船，必须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才能生存。如果对飞船的有限资源进行过度的索取，就会加速飞船的灭亡；反之，如果对飞船的资源加以循环利用，则会延长飞船的寿命。但在80年代之前，循环经济的思想都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当时盛行的仍然是末端治理的模式。进入80年代，循环经济的思想在政策上有所体现，开始关注废弃物的再利用。1991年德国《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和日本《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则标志着循环经济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㈠对循环经济进行立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1987年由布兰特伦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代表作《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其出发点是：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必须把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生活活动全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按照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的基本原则来组织和规范人类的一切活动。
循环经济主张“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经济活动原则。减量化原则要求用尽量少的原料和能量，来完成既定的生产任务或消费目的；再使用原则要求产品或其包装能够被多次使用，延长产品的淘汰周期；再循环原则要求产品在完成使用功能后、与产品伴随而生的废料在产生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依据此三项原则，自然可以减少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量，给后代人留下相当的可利用资源量，实现资源利用的代际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