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的启示
[内容提要]经过改制的苏南模式正在走向终结，但是苏南模式作为中国制度创新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应该具有经久不衰的研究价值。本文就是试图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来分析苏南模式中的政府行为，并以此检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中的国家理论，指出其理论本身存在的几大缺陷，继而对建立中国自己的过渡政治学予以展望。
abstract：the su nan model，though transformed ，is now running to the endof its course.however，it will have an everlasting value as a typical case inchina's institutional renovation.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of analyzing governmentbehaviour in the su na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on the basis of it，reviewing the theory of state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propoundedby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by revealing the drawbacks of the latter，thispaper tries to envision a chinese theory of transitional politics.
当今中国制度变迁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制度变迁离不开对发生在地方层次上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制度安排的考察。在众多的地方制度创新中，对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苏南模式，在我国甚至是国外的理论界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虽然苏南模式经过改制正在走向终结，对其的研究也日渐降温，但笔者坚信“过去的未必过时”，当我们带着问题意识回过头冷静地予以重新思考，可能会有新的收获。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挖掘苏南模式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反观功能，并进而指出其关于制度变迁中的国家理论的若干缺陷，以期能引起我们对“理论崇拜”的警惕，同时有益于能真正契合中国实际的本土理论的提出。
一个简单的理论回溯：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制度被视为既定的。但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是一系列被指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①由于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当制度不均衡状态出现时，制度变迁便可能发生，即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不均衡是指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出现。因此对这种潜在利润的需求导致了对新的制度安排的生产。当然，实际的制度创新的发生还取决于成本问题。“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②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把需求-供给和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了对制度变迁的考察。制度变迁的主体有三种：个人、自愿联合团体和政府。一般而言，个人安排没有组织成本和强制服从成本，但收益的增长可能是很有限的；团体的自愿安排由于需要一致同意要支付组织成本，并且随人数增加而增加；政府安排不需要一致同意，所以组织成本要低于团体的自愿安排，但存在强制服从成本。制度安排确定在哪一层次，主要取决于每种层次安排中各自成本-收益的比较状况。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框架下，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便应运而生。
关于制度变迁的比较著名的模型是林毅夫先生在《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中提出来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这个模型被当作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经典而被广泛的引用，并且林毅夫强调“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给予特别的注意”，③因此本文把对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的一般理解置于对该模型的阐述之中。林毅夫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④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润引起。但是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的原因，是制度创新并不能获得专利。创新者无法防止其他人模仿这种创新从而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创新者也就缺乏足够的激励。搭便车问题是由于制度的公共品特征引起的。一旦新的制度安排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约束的个人，不论是否承担了创新的费用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奥尔森告诉我们，表面上看来对每一个潜在合作者都有益的集体行动，都有可能由于人们怀有不付出成本就想获得收益的企图而流于失败。⑤这些问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所固有的问题。因此“如果诱致性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国家干预可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⑥可见，林毅夫认为强制性变迁的出场是由于弥补诱致性变迁所带来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需要。因为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来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