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科举官宦升转，幕府荐举更为迅捷有效。曾、李两幕保荐人数众多，且出多位封疆大吏，形成湘系、淮系规模，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这不仅冲击了科举仕进，更从事实上大大冲击了传统文化资本的独尊地位。
三
如上所述，洋务派在新标准下进行了育才、取才的艰苦努力。从总体上看，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在两个方面扩大了范围。一是培育新式人才的对象。最初只是使幼童习“夷语”，后扩至举贡、生员（见上述罗应旒折），后竟把目标对准了翰林院，“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31]
另一方面是新式人才适用范围的扩大。这与学习西学知识的深度同步。最初学习语言的只是用于翻译场合，后学习天文、算学的用于军工制造等方面，从同治七年“只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32]到光绪十年时，则“如遇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33]于是张之洞出“延访洋务人才启”。远离海疆省份尚且如此，可见几乎是全国性的省分都要求洋务人才的引进。
总之，到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派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34]可见，在仕进升途及人们的思想上，洋务已深受重视，传统文化则不再是士子赖以炫耀、倚恃的唯一资本。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即是1898年，湖南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分别代表新旧两派进行了一场文字斗争。这时，康梁民权说被斥为妖孽，而被拥为正统的却不是清流派的主张，而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这表明科场内的正统已经悄然发生了位移。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洋务派三十年的努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正统的位移即可看作传统文化资本初始陨落的标志。
作者简介：张淑娟（1979－），女，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参见Bourdieu,Pierre,1977,Th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第39页，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印本，
[4]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页
[5] 王韬：《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韬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3页
[6]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179页
[7]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1册，第53页
[8]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第174页
[ 9]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6页
[10] 《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湖南社会科学院等编，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页
[11]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7页
[ 12]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1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10--11页
[14]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22—23页
[15]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30页
[ 16]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