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事实上已经影响了科举仕进。其实因为传统上的人才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对应模式，使新式取才必然、也必须触动科举。洋务派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多种方式请求变更科举，仅直接奏请的就有“道光中，两广督臣祁奏开奇才异能五科，内有制器通算一门；咸丰初年，御使王茂荫亦曾言之；同治九年，闽浙督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先后部议，皆以格于成例中止。”[17]
直接变更被驳回，洋务派又力图在表面上绕过科举，寻求一种与科举同时并举的方式。如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上奏：“……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8]后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上奏请求：“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发往沿海各省委用。”[19]
屡遭驳议后，洋务派又提出学贯中西的新方法，企图寻找与科举调和的道路。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中说：“……不若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学成后“其有通达古今政体、才大识远、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大任者，则渐用为卿贰，可通以为大臣之选。”[20]已颇有创见。光绪十三年，有官员发明出录取算学生员，并仍准参加乡、会试，只是策问内容有别，另编字号的方法，并指出“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21]后这种方法为朝廷采纳。
变通科举的艰难，使洋务派力图从别的途径提高习西学士子的社会地位。自同文馆设立伊始便定好的科名奖励制度一直在实行。同文馆题名录上优生升途明确规定：“每三年举行大考后，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读书，并在本衙门充当差使；其课业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22]如同治七年总理衙门保奏：“严良勋、席淦二名给予内阁中书职衔，并作为附监生，俾得就近于北闱应试；监生汪凤藻、汪远 、王文秀三名，给予国子监学正职衔。” [23]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奏是在光绪十一年，包括曾出洋留学的学生，共计138名学生得到奏保。[24]后同治十三年，刘坤一奏请凡通洋人枪炮兵船的“即给予不次之富贵。苟能世其业，则世其禄而世其官。”[25]光绪五年罗应旒在企图调和中西之学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要对学成“机汽、算学、重学、电学之类”者，“荣以禄位，与部臣等”，并特别指出“初设之时，更加优待，以开风气，不然儒者所不屑学也”。[26]这道出了新文化资本确立的艰难。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上人为的提高其地位，周盛传在筹办海防的奏折中主张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揽通西学者，其任职三年后“如有成效，即奖擢升阶”，特别强调“与正途出身无异”。[27]
此外，洋务派于新式人才还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为荐举。如郭嵩焘曾荐举邹伯奇、李善兰。[28]。除对这种道听得来的人才举荐外，荐举人才大量的出于幕府。于此有突出贡献的幕府主要是曾国藩幕和李鸿章幕。曾幕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点，它为洋务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许多洋务大僚如李鸿章、李翰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都出于曾幕。但曾幕主要的作用是镇压太平天国，稍后的李幕起于太平天国末期，与曾幕特点有很大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29]因此，李幕于洋务贡献最大。
李幕人物功勋卓著者，“如黄芳、应宝时、和涂宗瀛，他们均曾任江海关道，。。。。他们之得任斯职，均系由李鸿章的奏保，后来黄以病废，应则官至江苏按察使，涂则官至湖广总督。”而“如郭嵩焘、刘郇膏、郭伯荫、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和徐文达。均先后官至督抚。大抵除郭嵩焘另有凭借外，其余均以淮幕起家。”[30]其他幕中人物虽多为低级功名甚至无功名，却因富有实际才干而为李鸿章重用，较著名的有留学生伍廷芳、马建忠，买办商人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