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一项士子们一向不敢妄议的“成法”，洋务派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7]后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措辞更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人皆知其无用而不敢轻议”。[8]洋务派对“虚”文的大加鞭挞从反面表现出其所谓“体”的中学主要指经世之学。这从洋务派官员，尤其是几个洋务大员的学术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曾国藩论学主调和汉宋，且又是近代自强运动的首倡者；李鸿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经纪庶务之才”；[9]左宗棠曾告诫其长子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举也。”[10]
当然，注重实用最多的还是表现在对西学的选取上。洋务运动三十多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到制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从军工企业到民用企业到航运业、架电线、修铁路，无不是实用思想的推动。
这样，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时文、诗赋、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学，而是经世之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在总体的知识结构中，中学与西学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中学、西学一直为“本”、“末”所区分，但对中学“蹈虚”的认识，以及面对紧迫时局士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西学在无形中不仅仅限于“末”的位置而被凸显出来。
二
洋务派的新式人才观是对传统文化资本的一种强烈冲击，必然会触及传统官绅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阻碍。洋务派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谨慎、瞻前顾后，处境十分艰难。
首先是同文馆的设立。语言是涉办洋务的首要困难。咸丰十年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认为，与外国交涉，“必先识其性情”，因此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11]得到皇帝谕准。同治元年（1861）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也相继奏请设立。
但科举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垄断（也有“异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会地位较低，特权也小，因此很受歧视。[12]）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压在了读书应试上。因此，为招揽学生，同文馆不得不联系科举，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这固然还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罗斯馆就已实行，但后有改动，致使 “升途稍隘，而学习者渐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请准仍“照旧例办理”。[13]
科名奖励制度还未触及到科举仕进本身，这使学习“夷语”虽然受到士大夫们的鄙弃，但终未受到大的阻碍。然而，自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使洋务派的取才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恰恰相反，这只能是第一步。在创办军工企业、仿造轮船的过程中，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 因此上奏请准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且不止于此，还要延聘西人为师，又虑及学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于是把眼光对准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14]入馆学习。
科甲正途官员接受天文、算学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将不再纯粹，而是有了西学文化资源的加入，这立即给崇奉传统文化资本的绅士们带来了恐慌。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顽固派向洋务派发起了攻击，表面上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5]且似乎很宽宏的退一步，道即便要重天文、算学，也不必延聘洋人。但当洋务派以退为进，请旨准倭仁督饬办理，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人时，便偃旗息鼓了。这场争论事实上是新旧文化资本的冲突，顽固派之一通政使于凌辰的话倒切中了要害，“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16]由此，中学地位便遭动摇，传统文化资本地位自然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