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文学现代性

文学现代性是文学所具有的属于现代的属性，而就中国文学而言，这应是指与文学古　典性不同的新属性，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输工具、运用现代汉语符号系统、表述　中国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体验、创造新的艺术形象、面对市民消费群体等。把晚清　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　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　一种新传统[1]，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晚清是带有一定伸缩性的概　念，我个人用它大致表述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段，也就是道光中期至清朝终结　。对这个时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向来存在不同看法。一个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观　点是，晚清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而非现代文学的开端。随着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　国文学”概念的风行，晚清或清末与文学现代性进程的联系逐渐受到关注。这种关注有　助于在更宽泛的视野上观照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轨迹。不过，单纯从西历纪年的“20世纪　”入手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已经显得有些表面化和非历史化了；而同时，更要紧　的是，这无法完整地说明文学所从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语境缘由，以及文学的独特　审美特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不会单纯按“20世纪”这种整齐划分去展开，而是呈　现自身的独特逻辑线索。文学现代性的逻辑线索是可以从文学的一些相关要素上见出的　，它们有：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在晚清都已经初露端倪了。
　　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需要特别关注那时带有现代性萌芽的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方　式，即它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理位置分布的。这直接关系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方式。　至今常见的描述方式是，以北京为中心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根据考察文学现代　性的发生，从而满足于文学现代性的北京中心论、“五四”标志论和形态一元论。我以　为，此说在今天看来实在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我们适当跳出“北京”和“五四”旧观　念限制而放宽视野，就可以看到，文学现代性潮流是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和北京之外的边　缘地带首先涌动的。晚清之前的北京确实可以称为古典性文学主流的最后堡垒，现代性　在开初无力正面强攻时就只能选择边缘薄弱处率先突破。新的文学现代性的波澜，正是　从外地逐渐地向京城移动的；或许起初萌发于王韬、薛福成、黄遵宪等游历海外的知识　分子的朦胧体验、想象与冲动，率先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被英国管辖的“殖民地”香港　(以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为标志)，继而是北移上海，由众多报纸、杂志和书籍等组成　的新兴都市大众传媒网络，接着是东渡向东京留日中国学人媒体圈(如梁启超、章太炎　、鲁迅和郭沫若等的文学活动)，以及天津、长沙等地新生的舆论阵地，最后才借助辛　亥革命胜利的显赫声势在“五四”前夕冲刷文学古典性的最后堡垒北京，形成声势浩大　的以“五四”运动为总体象征的决定性总攻与盛大庆典。当然，还可以适当考虑“太平　天国”时期双方为实施社会动员而开展的白话通俗文艺活动、20世纪初年胡适等留美学　生的白话文写作实验等。试想，如果没有最初发端于香港、上海、东京、天津、美国等　“外地”的文学现代性多元涌流，“五四”时北京的最后总攻与庆典就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在晚清其实有着由若干边缘城市渐次向北京中心移动、从原初　多元现代性潜能而归于“五四”一元形态的特点。不同的边缘城市涌动着彼此不尽相同　的原初文学现代性因子，是由于那些地方的人们往往在具体情势下升起朦胧的念头或直　觉性做法，而不一定事先拥有精心规划的现代性方略。种种多元现代性因子形成众声喧　哗之势，从外围震荡文学古典性的北京堡垒。从文学活动的这种时空布局特点看，一些　学者(如王德威等)有关文学现代性在晚清拥有多元可能性之说，就是合理的了。而如果　要进而界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定发生端点，可能有些困难；取而代之，不妨暂且找出　有着一定合理性的标志性事件来谈论，那么，当推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中文报纸《循　环日报》并撰写现代政论散文。理由在于这里已拥有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因子：现代大众　传播媒介(报纸)、现代政论散文文体(报刊社论体)、全球性格局中的新体验(“地球合　一”论及其他)。这样，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可以从“五四”向上一直回溯到1874年　《循环日报》创办，比发生于“五四”说提前40年之多(值得重新打量的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