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现代性文学活动为什么会首先分布于北京之外?这种时空布局的特点不能仅仅从 文学活动本身出发去解释。应当看到的是更深的文化语境缘由：第一，文学现代性的最 大动力不是出自文学内部而是来自文化语境的变革压力，尽管文学内部的原因也需要适 当考虑；第二，面对当时作为古典性政治与文化堡垒的北京的强势存在，最初的现代性 冲动只能选择北京之外的边缘地带积聚力量而伺机突破。所以，在晚清寻觅文学现代性 的最初微澜时，应当考虑到如下文化语境状况：这些初澜常常涌动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的无意识间，而这种无意识又具有远比文学本身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潜于人们内 心隐秘处的文化无意识交织在一起。文化语境是影响文学的更大的社会符号表意系统， 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学等综合状况，与人们的情感与理智、意识与无意识等社 会心理状况密切关联。以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为标志，晚清语境中回荡着强烈的文化变革 压力：面对“列强环伺”而“中国积弱”这一新的全球性境遇，中国人不得不起而探求 文化现代性变革之路。这种文化语境需求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要在汉语符号系统中想 象性地摹拟上述文化现代性变革状况。发生在晚清的由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与“ 小说界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文学的内部，而是导源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的变革 压力——更新诗歌和小说，旨在开启民智。中国文学的古典性进程延伸到晚清文化语境 时已无可挽回地显示出颓败迹象，甚至丧失掉自我变革的活力，从而不得不让位于新的 文学现代性进程。这样，回荡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的变革压力为文学现代性的最初 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另外，文学现代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借助大众媒介传输的具有 广泛社会动员效果的文学革命思潮的频频发生。而这一点在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 小说界革命”中已经获得了典型表现。
重要的是要看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这构成 任何现代性大厦得以矗立的坚实“地面”。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 存价值的具体的日常而又深沉的体会，是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想象与幻想、意识 与无意识等的复合体，也是任何思想、情感、想象、幻想等得以建构和存在的基本场所 。现代性进程落实到个体上，正具体地呈现为个体体验的现代性进程。按王韬《ｔāｏ @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等的描述，中国人原来所身 处于其中的“天下”已经被新的“地球”格局所取代，昔日的傲视群夷的“天朝上国” 如今沦为劣等民族，而向来被视为末技的器具而今竟然成为日常家居的舒适工具和卫国 兴邦的制胜法宝。这种变化并非仅仅表现为精英人物的思想变迁，而是意味着包括普通 民众、精英人物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整个生存体验模式的转型，涉及人的欲望、情感、想 象、幻想等的全面而又深刻的裂变，既与高雅的精神追求也与世俗的日常生活状态相关 。一旦体验模式发生根本转型，那么文学由古典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就是必然的了。而正 是在文学文本中可以见出那时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踪迹和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惊羡体验 ，以王韬《ｔāｏ@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为代表，体现了对于中国现代性进 程中新生的或新出现的东西惊奇与羡慕的姿态，指向现代性的未来维度。第二类是感愤 体验，以黄遵宪诗作为代表，显示了现代性体验的感伤与悲愤主调，指向现代性的现实 维度。第三类为回瞥体验，以刘鹗《老残游记》为代表，属于一种剩余型体验，凝聚了 对于行将消逝的中国古典性传统的深深的怀旧之情，指向现代性的传统维度。第四类为 断零体验，以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深的 悲怆与幽恨之情，体现为上述三种体验类型在清末民初绝望境遇中的具体融汇形态[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