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索发展阶段（1990－1996）。1989年发生“六四”风波之后，新闻界认真反思，并引申到对传播学的批判，中国大陆传播学因而受到较大影响，但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92-1995年间还是有一个传播学书籍出版的高潮，这是因为面对当时的批判，许多学者埋头着书立说，以科学的态度来为传播学申辩。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共十四大的召开确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播学原理和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新闻学研究和传媒实践等等，为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持续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探索发展阶段是为我所用，借鉴西方传播学中一些符合我国新闻事业需要的观念和资讯观念、新闻反馈观念和受众观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阶段。在这一阶段发生的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争论、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的争论，激发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的探索发展意识。1993、1995年召开的第三、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主要围绕着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进行。一种意见明确要求传播学本土化，主张系统研究国外传播学的主要学派，认真总结我国悠久的传播事业史的传播经验，调查研究我国传播事业的现状和问题，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大胆进行改革和尝试，开展传播学课题的研究，争取早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特色”不宜到处套用，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会影响对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吸收。本土化争论所透露出的是研究者对如何正确对待西方传播学，实际上也就是怎样正确对待并推动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的关切。这种关切正是中国大陆传播学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是在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并给理论界和实践界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进行的。1996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本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发动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
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传播学逐步转入到以我为主的探索发展阶段，侧重于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和传播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分支研究迅速展开，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研究涉及了包括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与传播业的互动、传播功能、传媒的特征、传播的受众因素和受众心理特征、美国传播学中的功利主义、沉默的螺旋理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心理实验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等。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题的图像世界之迷》，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色，可说是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一本力作。这一阶段传播学著作出版数量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共出版传播学书籍96本，是过去8年的7倍多。
（三）创新评价阶段（1997－2001）。1997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原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并定名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种学科地位的升格对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传播学不但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还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社会对传播学的态度更加科学，学界对创新传播学的认识更加统一、传播学对新闻传播学科和社会实际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媒介的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对传播学的需要更加强烈……。中国大陆传播学进入创新评价阶段，传播研究出现了更为良好的发展态势。1997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传播学博士点。1998年，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2000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为具有一级授予权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复旦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传播学的国家级文科研究基地。同时，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研究队伍也迅速壮大，核心著者群最终形成，并且出现高学历化和年轻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