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报 吴晓灵
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应该增强对宏观形势反应的灵敏度。具体表现为重视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落实,更多地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做好行业分析。商业银行还要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和运用经济资本控制风险,在大量的中小企业中寻找潜在客户,在与风险的搏斗中盈利。
一般情况下,法律和宏观政策代表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其目的是保持微观主体的公平竞争和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因而,立法机关、宏观部门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克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的波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能是微观主体对宏观政策制定时考虑不够周全的反应,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目标的日益明确,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增加宏观决策的透明度、开辟多种渠道反映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力求统一社会对经济社会存在问题的认识以及更多地体察宏观政策的意图,应该是今后我们协调经济运行所追求的方向。我们希望公众能够理解政府在尽全力,从社会总体利益的角度来进行法规的修改和政策的制定。如果我们能够上下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对于克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有利的。
如果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往往会把经济推向无序的竞争当中,使经济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最终会损害社会公共的利益。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应该通过增强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来增强其作用。作为中央银行今后应加大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的透明度、公信力,以此和公众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在提高商业银行灵敏度方面,商业银行要更多地关注立法。牢固树立在法规法律框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理念。应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很关键的一条就是有一些人的法律意识不那么强。很多金融风险都来自于违规经营,或者有章不循。法律风险、制度风险往往大于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一个管理人员和一个操作人员个人行为的结果。但是,如果外在的法律环境和制度制定不完善,就会形成系统性风险,它所造成的风险不是一个经营者个人所能够抗拒的。因而我们呼吁所有的金融从业人员应该关注国家各项立法的进程,当然不是每一个工作人员去关注它,而是金融机构的法人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例如,现在正在修改的《破产法》。《破产法》如果不能够很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那么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广大职工的利益需要保护,应该通过《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工会法》等诸多其他社会法律来解决。不同的法律应该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
如果《破产法》最终通过时是劳动债权先于担保债权,所有银行的经营者就应该意识到资产保全所带来的风险,一个企业是不是拖欠职工工资,是不是拖欠了社会保障费用,这些都应该纳入到企业的负债中去。而且这些债权是要优先偿付的,在风险拨备的时候,应该把这些放在风险拨备之内。
法律考虑的是社会公众方方面面的利益,银行的经营者应该意识到这些法律风险,在自己的业务、管理中予以弥补。再比如"高法"对于财产的司法解释。现在银行的声音已经得到高法的高度重视,正在重新解释的过程中。一个司法解释出去以后,银行应该看到这个司法解释对银行的债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就应该有这方面的防范。
再比如一再强调的房地产风险。房地产价格如此不正常的上升,除了当前宏观经济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制度性的问题。比如土地供给制度、地方政策税收制度,还有住房问题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应该怎样合理搭配。在这些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如果不注意这些制度的改进,那么银行今后的风险也难以很好地控制。各家银行法律部、保障部都是很重要的部门。法律部不能仅限于法律合同是否完善,是否能够保护银行利益,也不能仅限于代表银行打官司,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立法,在这个立法过程中让金融利益得到正当的保护。
各家商业银行应该更加注重法律、法规的学习和落实。把法律框架和法规的要求变成商业银行自动自觉遵守的内部法规,甚至要把它落实到计算机程序中去。例如一张信用卡的最高提现额度,如果监管当局有规定,银行就应该有一个计算机程序把这个规定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