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结构、“目标－行动”过程和“科层－法人”理论
摘 要：本文首先从一组同心圆模型入手，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进行了回顾，阐明了“第二圈层”对于农村治理模式的决定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消费政治学”的角度，对当代乡政村治的“国家－社会”结构进行了详细解剖，提出了“乡村合流”现象及其可能的后果。接下来文章以社会学“理性行动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目标－行动”分析框架，并以此对“乡村合流”何以形成作了详细分析。最后，文章以当代乡政村治为蓝本，对科层系统中的层级和组织行为初步构建起解释性的“科层－法人”理论，并以此对“乡政村治”进行了二次分析，解释了乡政村治中的六个特有现象。
关键词：乡政村治；第二圈层；消费政治学；乡村合流：“目标－行动”分析框架：“科层－法人”理论；
引 言
乡政村治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1]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的是张厚安等学者。[2]“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行政性和集权性，是国家基层政权所在：“村治”则以村民意愿为后盾，具有自治性和民主性，由村民自己处理基层社会事务。[3]近年来，对乡政村治的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和数据积累已经日臻成熟，但“三农”话题的过于宏大以及急于寻求治理对策的焦灼，往往会影响学者对农村治理各种理论范畴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挖掘深度，导致“政策关怀太强而学术研究不足”。[4]因此，和丰富的田野调查、周详的政策分析相比，帕森斯所谓“一个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现实”的，“可以据此提出操作意义，形成命题陈述，指导经验观察”的“分析性概念框架”，没有得以较好地构建。[5]
帕森斯的“分化理论”认为，当社会的功能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时，就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压力，迫使社会产生出更为有效、整合的结构安排。[6]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乡政村治，从1984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到199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基本框架历时10年得以逐步奠定，也对中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但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依然面临大量的治理难题。在部分地区，以“财政危机”、“农民集体抗争”和“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黑恶化”为标志的“严重的治理性危机”[7]已经出现。学者甚至认为，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的“病变”“不仅仅是国家政权出现了功能性异化，而更严重的是一种结构性退化。”[8]由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新功能主义者的论断：社会对冲突与分化的回应不可能终结社会冲突。[9]“新的分化结构仅仅是通过按自己的利益来行动的那些群体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通过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制度反过来又会产生它自己的新的问题。”[10]也就是说，乡政村治作为一种“通过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制度”，有可能由于“按自己的利益来行动的那些群体”的行为而引发了这个治理模式“自己的新的问题”。由此，“那些群体”及其“行为”，也即乡政村治中的主体（who ）、过程（how ）以及诱因（why ）三个问题理所当然应成为我们研究的焦点。
一、历史上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型――“第二圈层”的变迁
吴重庆认为，对于中国农村社会而言，无论是黄仁宇强调的“国家政权在广大乡村延伸和增长的技术阻碍”，还是费孝通、杜赞奇倾向于把乡村视为自治实体，都应证了吉登斯对“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判断。[11]即“传统国家本质上是裂变性的，其可以维持的行政权威及体系整合水平非常有限。”[12]根据埃森斯塔德的研究，结构分化既是功能性的，也是利益性的。[13]可见，在发展、稳定等共同价值之外，“国家”的利益取向相对侧重于对合法性的巩固，“社会”的利益取向相对侧重于自我意志和价值的扩张。因此，运用“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来分析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同时，正如黄宗智指出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是从那种并不适合于中国的近现代西方经验里抽象出来的一种理想构造，国家与社会可以在“第三领域”合作，解决诸如治水、赈灾等重大民生问题。[14]理论上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非对等，即只要“合算”，哪怕“社会”不需要与“国家”合作，“国家”也有介入“社会”的积极性。[15]但基于统治成本和技术可能的角度，无论中央政府多么强大或者多么弱小，其对农村社会的掌控几乎都是通过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得以进行的。从传统农村治理到近代以降，直至乡政村治，基层政权与基层组织交迭、互动的领域对于治理结构的稳定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它处在“国家”－“社会”两个圈层之间，是官民政治博弈的直接场所，是广大农民体验国家政权、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政治空间。因此，崔之元、仝志辉、贺雪峰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提出和运用了农村治理的“三层分析”方法。我们要提出的是：不同时期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位于“国家”“社会”之间的“第二圈层”的结构与功能取向。也就是说，第二圈层定义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农村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