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五大”在我国审计市场的行为[摘要]本文讨论了法律风险、风险导向型审计及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主要观点包括：风险导向型审计产生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高法律风险的外部环境；我国会计职业界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低，如果简单套用风险导向型审计，有可能导致审计质量系统性低下。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以五大为代表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困境及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法律风险；风险导向型审计；道德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
“银广夏”事件的爆发，使我国会计职业界再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审计风险。如何回避审计风险、保护自身的发展，成为会计职业界关注与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内一些刊物在讨论时还认为，以五大为主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的是风险导向型审计，因而，能有效地规避风险。这些讨论倾向于认为，我国会计职业界也应引入风险导向型审计。
究竟什么是风险导向型审计，对此，各种教材、论文中涉及颇多，不存在重大分歧。但是，风险导向型审计是否能有效地应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以提高审计质量，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还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以五大为代表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会计市场的行为是否会因为我国近乎于零的法律风险制度环境而相应降低？
二、风险导向型审计产生的背景：简单描述
按照Jensen与Meckling（1976）的论述，审计是为了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而产生的。Watts与Zimmerman（1983）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十四世纪前后英国商人行会（merchant guilds）时期，审计就已经得到有效的运用。
从技术层面来看，审计经历了早期的帐项基础审计到20世纪40、50年代的制度基础审计，到70、80年代逐渐发展为风险导向型审计，特别是从制度基础审计转向风险导向型审计，与日益增大的法律风险关系密切。
美国1933年发布的《证券法》，将审计人员的责任对象从直接委托人扩大到间接委托人（任何推定的财务报表使用者），且规定审计师（作为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受此影响，美国会计职业界面临的审计诉讼压力，逐渐增大，到70年代初达到高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些审计诉讼案例中，即便审计师证明其审计程序遵守了相关的审计准则，客户的财务报表也遵守了相应的“公认会计原则”，法院也认定审计师需要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并认为，遵循一套由会计职业界自己制订的程序，不能表明其就没有责任。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使得一旦审计师不能证明自己清白，就面临败诉风险，从而不仅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还可能要面临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且赔偿金额越来越高。日益增高的法律风险迫使美国会计职业界改变审计思想，逐渐确立风险导向型审计。
风险导向型审计的内在思想是：任何审计业务都必须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内。或者，通过内部控制测试等方法，确定风险最高的环节与部门，以便重点审计。但是，给定利己经济人假设与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风险导向型审计很容易走向极端性应用，那就是：审计师只要经过测试认为其风险可接受，即便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存在一些不符合会计准则的现象，且这一现象也为审计师所知晓，审计师也可以签发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理论分析
究竟什么是法律风险？比照瓦兹与齐杰瑞（1982）关于审计质量界定的思路，我们可以将法律风险表述为被发现的概率和发现后被惩处力度的乘积。被发现的概率又是谁可以起诉审计师以及诉讼的门槛要求两部分的联合乘积，这样，法律风险最终是谁可以起诉、诉讼的门槛要求、惩处力度等三个因素的联合乘积。
谁可以起诉审计师，是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维度。按照审计签约过程，委托人通常是公司管理当局（管理者或主要的所有者）。如果只将委托人作为唯一有资格起诉审计师的行为主体，那么，可以预见的结果是：第一，对审计师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只有管理当局以及相应的政府管制机构，监督力量不强；第二，审计师屈从委托人压力的概率将大大提高。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将审计师的责任对象扩大到任何推定的财务报表使用者，即便这些使用者在审计签约时并未直接参与签约过程、也不是签约中所涉及到的对象。公众投资者甚至也不需要证明其确实使用了财务报表而受损，只要其他相关人士因此而受损即可。换言之，在一个股权高度分散的资本市场上，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起诉审计师。这无形中增加了监管力量，大大提高了审计师行为不当被发现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