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姚文元之流在政治上陷害别人，不惜使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等伎俩。不幸，容先生揭露袁某“真正用意”所用手法，也令人不敢恭维。他所列举的六点论据，无一经得起考量。
容先生写道：袁伟时“发了不少议论。如批孙‘有枪就有权’……批孙‘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视为异端’的专制心态……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相信读者不难看出吧？"这段妙文，对笔者提出两点指摘：
拙作只有一处出现“有枪便有权”五个字。前后文是“黎元洪在下令解散国会的当日发出通电，就坦率地表明了军人的嚣张和进退两难的处境：‘乃各路军队逼近京畿，更于天津设立总参谋处，并有组织临时政府与复辟两说……安徽张督军力主调停。首以解散国会为请……如不即发明令……立启兵端 ……筹思再四，法律事实势难兼顾，不忍为一己博守法之虚名，而使兆民受亡国之惨痛。为保存共和国体，保全京畿人民，保持南北统一计，迫不获已，始有本日国会改选之令。’结果是不但共和国体和南北统一没有保住，反而阻遏了正在兴起的反对军人干政的潮流，助长了‘有枪便有权’和相应的军阀混战的局面的形成。”这里明明是批判黎元洪，容先生却说成是“批孙”！
看看另一所谓袁某发议论批判孙中山专制心态而别有所指的话吧！拙作的原文是：“著名记者黄远庸就认为中国病的根源在思想。为什么举目皆是"‘武断、专制、沈滞、腐朽、因循、柔弱’?为什么‘不许怀疑，不许研究，怀疑研究，则认为异端、为叛民，则必须火其书，焚其庐?’为什么‘以中国之社会之制度言之，无复个性之存在’，‘必使一切之人，没入于家族，没入于宗法社会……没入于国家?’在他看来，这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养成的‘独断主义、形式主义’的遗毒息息相关，救助之道在用‘欧洲今日进化之源，曰科学主义、曰历史主义，曰自由主义’去对抗这些传统的‘公毒’。”把黄远庸的话说成是袁某的话，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容先生把先哲清算传统文化负面因素的箴言，歪曲为批判“国父”，而且引用者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真正用意”；这与四人帮及其爪牙镇压思想犯的手法如出一辙！时至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仍有此等现象，只能叹为观止了！
其三，容先生说袁某人“批孙不惜用战争去建立专制制度”。笔者的原文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专制制度？为什么他们不惜用战争去建立这样的制度，夺取自己的权位？这些现象后面，是规范这些人的行为方式的政治文化状态。”这里明明说的是“他们”，怎么一下子成了“批孙”？号称著名文字研究者的容先生，不可能单数和多数人称都分不清。而从前后文看，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要从政治文化状态中去寻找法治和民主的障碍。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的探索是否站得住脚，欢迎批评讨论；把它歪曲为政治上另有“真正用意”，那不是含血喷人吗？
其四，容先生说：袁某“强调‘任何机构和个人无权审判公民的思想’，反对培植‘在正义的名义下厉行专制恐怖统治的恶劣政治文化’。这些同贬孙褒陈有何直接关系？”这里包含两个指摘。笔者读后的感想有三点：
1．荣先生一再把拙作归结为“贬孙褒陈”，其实，拙作只在“图谋枪杀陈炯明”一个小节中论述了孙、陈矛盾。整篇的中心思想在揭露“护法”运动中的践踏法治的行为，旨在追寻其中的历史经验，一再提醒人们要认真思考制度建设和观念变革问题，而不以褒贬某个人为目的。孙是不是应该贬，陈是不是应该褒，那是另一个学术问题。褒孙的各种书籍早已汗牛充栋，揭露孙文各种错误的文章也不绝如缕；而过去视为禁区的陈炯明研究则正在起步，一千多页、八十八万字的《陈炯明集》已于1998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已经发表了好些客观地评价陈炯明的文章。不过，我这篇拙作没有以“贬孙褒陈”为中心，那是中学生都不难领会的；容先生反而摸不着边际，已属咄咄怪事；还要据此去追查作者的“真正用意”，简直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