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容先生说，“袁文堆砌‘暗杀’理由时，引了《各项时事传闻录》的‘据说’；偏偏这个‘据说’就把程璧光的官衔弄错：‘海军总长’说成‘海军司令’。看来，只要可以攻击孙中山，谣传也当作事实。”
这个指摘说明，容先生对民国初年中国海关的情况缺乏了解。笔者引用的材料，是有关人士从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中的英文情报翻译出来的。广东省档案馆有个编译说明：“粤海关英文情报是海关内部的一种特殊文件，包括《每日时事报告簿》和《各项事件传闻录》（即《各项时事传闻录》）两个部分。它们逐日、逐月、逐年地把从各种渠道得来的、以广东为主而涉及全国局势变化的情报，由专人记录并综合整理，及时送给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閲……由于它们是作为一种情报需要，不是出于公布的目的，因而记录整理者力求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以免影响内部使用者对局势的判断和谋划对策。”1正因为知道这批情报资料对研究近代中国十分重要，广东省档案馆才和广东几位史学家通力合作费了很大力量翻译出来。当然，同使用任何史料一样，这些材料也要经过鉴别。而笔者征引的这件史料，除写错官衔外，同其他证明孙、程矛盾很深的史料若合符节。容先生断定这是谣传，可能有点过于轻率了。
3．容先生说：“罗翼群回忆文章说，朱执信认定‘方声涛与唐继尧一鼻孔出气’，非杀不可。事实却是：方声涛与张开儒都是李烈钧旧部……李、唐（继尧）在护法问题上立场迥异，李全力支持孙中山”。非常抱歉，笔者不得不再说一次：容先生您又说错了！
实际情况是这个时期的李烈钧不愧为唐继尧的忠实代表。军政府成立时，为什么李烈钧不肯就职？邵元冲说：“因唐继尧态度未明，亦不欲遽行就任，逮总理一再督促……然仍不果就。”2听唐继尧的，不听孙文的。近年公布的档案又证明了邵元冲所说完全属实。唐继尧除了公开派李烈钧为自己驻军政府的代表外，两人私下密电往来频繁，关系非同一般。例如，在军政府以外，另组西南联合会之类得到各方支持的机关，就是在唐继尧和李烈钧的秘密商讨中酝酿成熟的。方声涛与李烈钧态度一样，也与唐继尧关系密切；用他自己一九一七年底发给唐继尧的密电中的话来说是：“自到粤以来，无时不以我公（唐继尧）之心为心。”3这恰恰证明朱执信的判断非常准确。
4．容先生说：“孙中山暗杀陈炯明之说……不过是个笑话。”是“陈炯明两次谋杀孙中山不遂，才着同伙黄大伟反咬孙中山一口。”“是根据叛将黄大伟一九二三年六月六日在上海《申报》骂孙中山的信所说。此信……是黄大伟投靠陈炯明被孙中山下令通缉以后的敌对回应”。既然如此，只好請读者看看笑话了。
所谓“两次谋杀孙中山”中的一次是指陈炯明部将叶举1922年6月16拂晓炮击总统府（原督军府）事件。此事的直接起因有二：一是孙下令撤掉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务，大部分粤军将士不服。二是叶举统率下的粤军要求清还欠饷，而孙中山处理不当。他既拿不出钱来清欠，也没有设法安抚他们，反而在自己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车大炮”（讲大话）吓人。6月12日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扬言：“我现在被迫采取另一办法，就是把他们从广州赶跑……請你们十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退到距广州三十里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三吋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那样的话，他们六十个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4另一报道则是：“我现时决定处置办法，将下命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便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雨花弹，或用八寸口径的大炮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5文字有出入，基本意思是一致的。结果是三天后，人家就把他赶出总统府了。这又一次证明，孙文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能力的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绝非信口雌黄；用广州话来说是：“有中错状元，冇（无）改错（叫错）花名（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