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11”
二战以后世界局势一直很不平静，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战争，但各种矛盾接踵而至，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海湾战争以来，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不断爆发战争，“9·11”事件后这种紧张关系更是达到顶峰。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如果19世纪的特点是美国的国内冲突，即南北战争，20世纪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21世纪的特点将是文明的冲突”，“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失去了共同的敌人，21世纪伊斯兰将是西方新的敌人”。随后，他又在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进一步详细阐发这一理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 亨廷顿的论点很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对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
从另一角度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面向过去的“黄金时代”，以狭隘的思想和极端的思维看待时代问题，他们将世界划分成穆斯林和异教徒，以伊斯兰或纯正的伊斯兰自居，使用各种手段反对非穆斯林或与他们意见相左的穆斯林。这些活动客观上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绝好的证据，美国总统布什在讲话中将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称为“新十字军东征”，无疑为“文明冲突论”又加上一个又黑又重的注脚。
“9·11”事件在美国右翼眼中的教训是“文明世界”和回教世界之间某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们宣扬所有的矛盾来源于广大的“基督教文明世界”和“伊斯兰野蛮世界”的冲突。众多媒体进行大肆渲染，再加上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历史记忆，在美国人心目中形成“恐怖主义=伊斯兰=美国的威胁＝民主的威胁＝文明的敌人”的反射模式，并将注意力集中到不同文化间的分歧和矛盾上。
三、法拉奇转向的个人原因
1、 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左翼浪漫的情怀
作为一名记者，法拉奇试图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作为信仰民主和自由的西方人，她又无法摆脱西方知识分子身份的束缚。这就导致了她常常在两者之间徘徊，然而后者常常占据上风，打消了她试图坚持的公正态度。
以法拉奇在越战期间的报道为例。起初法拉奇眼中的越共是“为自由而战的骑士” ，因此她完全站在越共这边，公开反对美国插手越南事务——“我不会带着维他命、给养和现代化装备来到越南的拉瑞为约翰尼之流哭泣” ；她为不知名的越共战士出版日记和发表爱情诗；描写美国士兵逃避兵役的种种丑行；她还大胆揭露南越政权的傀儡性质：“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着别人命运的人的利益所摆布。”
然而时隔不久，一件小事却动摇了法拉奇对越共的感情。一位美国老兵批评她：“作为人文记者，站在敌军的立场上，不公平不负责任地把美国人贬的一钱不值。” 法拉奇感到困惑，并怀疑自己在分析好与坏时的客观性。与此同时，北越政权企图控制她采访的行动引起法拉奇的不满，而越共处决被俘新闻记者的行为更令她怒不可遏，于是她对越共不再抱有自由斗士的浪漫幻想。
法拉奇的态度转变表明她试图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反对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失败，这种情感上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来自法拉奇的知识分子立场，长期以来受到的西方思想和理念的熏陶，仅仅因对自由的敬仰而诞生的浪漫情怀必然是无法长久立足的。同样的矛盾体现在法拉奇对民主的态度和认识上，在采访反抗波兰共产党政权的工会领袖瓦萨文时，法拉奇明明感到他的傲慢无知和狂妄，但她在把录音带转写成文字稿时又颇为犯难：
我该不该写下真实的瓦萨文，说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团结工会。要么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萨文是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尽绵薄之力呢？
最后，“为民主的诞生尽绵薄之力”，法拉奇还是摈弃自己真实的观点，而在采访记中丝毫没有流露不利瓦萨文的言论。同样，在采访波兰副总理拉可夫斯基时，尽管法拉奇认为“他看上去像是聪明人，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是个像恩里科那样民主的共产党人” ，但她再一次为“政治考虑”所左右：“他是共产党员拉可夫斯基，我不信任他。我不愿意自己的文章成为共产党的宣传材料，从而使我成为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