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法拉奇一直像一颗耀眼的明星，以自由斗士的形象活跃在世界新闻舞台。 法拉奇记者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是采访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为她赢得广泛国际的声誉，也为她塑造了不畏强权的记者形象。
以《愤怒与自豪》而复出的法拉奇，似乎与人们以往的印象大相径庭。比如，她针对伊斯兰教发表激烈的言论，认为穆斯林恐怖分子针对的既是美国，也是整个西方文明：
因为当西方的命运，我们幸存的文明危若累卵之时，实际上，我们就是纽约，我们就是美国。我们就是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希腊人、葡萄牙人。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被毁灭，我们也将被毁灭。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反差呢？莫非人们以往的印象只是错觉？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下分析与探讨，以期拨开围绕法拉奇及其复出的重重迷雾。
二、法拉奇转向的社会原因
1．冷战后左翼阵营的分化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前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垮台，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历史进程遭受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据此宣告，社会主义已经灭亡，资本主义已经取得最终胜利。连著名的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也在影响广泛的《纽约人》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最终胜利。而右翼学者佛朗西斯·福山，则干脆把资本主义看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形态”。
“80年代末的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走入低潮是完全未曾预料的。这种低潮不仅只是一个影响对事件进行客观评价的思想教条主义的问题，还影响到各个政治领域：左翼、右翼和中间派，也不论是记者还是学者，或是东方和西方的政治家。” 这种政治上的变化，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思想上的冲击。一方面，西方左翼阵营由此分化，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些欧洲人士，特别是左翼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试图把传统的左翼理论和主流的右翼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一条“中左”的道路，走一条介于“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另一方面，一些左翼学者开始“右转”，完全倒向右翼。此种转变对带有激进左翼色彩的法拉奇也产生影响。
2、“新悲观主义”思潮的蔓延
冷战结束后，虽然东西方对峙的紧张气氛消失，但是随着西方社会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外来移民的增加，西方社会正受到另一种威胁，一种新的悲观主义思潮也随之蔓延。当代西方社会人口种族构成正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基督徒人数日益减少，穆斯林等其他宗教人数却在上升；外来新移民也更多地保留了本土文化，而没有完全融入西方文化。面对这种人口和种族变化带来的所谓“全球移民危机”，西方社会滋生出一种担忧和恐惧的“新悲观主义”情绪。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一书中，忧心忡忡地提到“美国社会将有解体的危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说到，“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而美国“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些学者的言论客观上强化了西方人潜在的民族和文化保护意识，并在西方社会造成危机感和恐慌情绪。被“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他们现在不是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 近年在美国出现的白人“民兵”组织、欧洲的新右派、德国的新纳粹、澳大利亚的反亚洲人浪潮以及“9·11”后的反伊斯兰行动等，无一不是这种意识强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