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从时代和任务的特点出发，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错误赶快改。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实现，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一卷，第11页。）毛泽东讲得更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四卷，第1515页。）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理论飞跃的强大推动力。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是理论飞跃的源泉。
以上是理论飞跃的客观条件。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三卷，第134页。）毛泽东独具的主观条件，使他成为第一次理论飞跃的主要承担者。
理论飞跃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相结合的结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条件不具备，就不可能实现理论飞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迫切需要实现新的理论飞跃。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20多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毛泽东主观上也在作理论飞跃的努力，并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但却迟迟实现不了飞跃性的进展，相反，却一再陷入误区。原因就在主观条件不具备。毛泽东的思想越来越离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一次理论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体地说，这次理论飞跃从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到40年代中期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标志着这一次理论飞跃的完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到90年代初，邓小平实现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很清醒的估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前后才十多年，相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说，相对于“三步走”所需的时间来说，都还是开始阶段。从总体上说，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们还是在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因此，这第二次理论飞跃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还处在这一次理论飞跃的进程之中。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可能出现理论发展更新的阶段，因为还没有出现新的理论飞跃的客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