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日本大众传播学会、韩国言论学会联合举办的“2005东北亚传播学国际研讨会”8月26－27日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校园内举行，53位学者（中方15人、日方17人、韩方21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东北亚的文化交流”，三国19位学者就东北亚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展望、东北亚近现代化的经验共享、影视文化产品的交流与贸易三个话题做了主题发言，与会者就这些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复旦大学教授童兵、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黄升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涂光晋分别主持了三个话题的讨论。
这次会议是继1991年起每年召开一次的原“日韩传播学研讨会”的扩展，日韩传播学研讨会已经举办了12届。从本次会议开始中国加入，扩展为“东北亚传播学国际研讨会”，并在北京召开。1991年第1届会议，中国学者孙旭培、陈力丹、宁新，以及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工作人员李新烽列席了会议。2004年第12届会议，中国学者一行9人（团长丁俊杰）被正式邀请参加，黄升民、谢新洲做了发言。这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日韩传播学国际研讨会扩展为东北亚传播学国际研讨会。这个地区性的学术会议，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展开讨论，此前讨论的主题依次是：亚洲地区的卫星传播、有线电视比较、东南亚地区的信息传播、传媒报道第一线的相互交流、多媒体现状的比较、多媒体与信息化、网络环境下的大众传播、大众文化的交流与展望、媒体与社会变革环境下的大众传播教育、新闻与政治、伊拉克战争与新闻、东亚的信息技术与传播。
三国的传播学研究
会议开始，由三位基调演讲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曹璐、汉城大学教授康贤斗、日本上智大学教授铃木雄雅）分别回顾了中日、中韩、日韩传播学交流的历史。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韩国翰林大学教授郑然球、日本十文字学园女子大学教授鹤木真分别论述了各自国家的传播学研究的特点。
陈力丹认为，中国传播学最近五六年的发展特点是：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普及、证实传播学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得到扩展。同时，也存在以下问题：研究层次总体上停留在引证教材的水平、研究话题长期分散、课堂教学基本停留在大众传播学领域。
郑然球提供了韩国2002－2204年广播电视和新媒体、印刷媒体研究的研究领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分布的数据。他的结论是：广播电视和新媒体研究比印刷媒体研究数量上多出近3倍；在媒体研究中，对传统媒体（无线电视、日报）的关注仍然是主流；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的方法仍然占主导地位；受众研究最受关注。综合以上特点，韩国传播学的研究重点是如何适应受众的习惯和爱好等等媒体的发展战略，而不是更多的针对受众利益服务进行必要的研究。他认为韩国的研究视角应当多样和均衡。
鹤木真认为，日本战后的传播学研究开始主要是美国行为科学的模式，后来兴盛的是英国的带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将学问与政治运动混淆起来的“政治过剩”现象。最近几年，传播学的研究转到对于“信息战”的关注，这是一种“政治学的复权”。他提出：日本的大众传播和新闻批评，从现在起需要奋斗的目标不是在欧美著名学者的著述中寻求自己言论的正当化，而是勇敢地表明自己言论的原创性。
三国传播和传播关系经验研究
鉴于三国历史与现实传播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多位学者从不同视角发表了看法。
武汉大学讲师司景新（合作者罗以澄教授）谈到，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同集体记忆，折射出中日传媒的历史情感以及时代环境；伦理价值观的差异、历史责任感的日常经验、对自我的想象、种族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既定的意识形态，影响和左右着媒介对中日冲突的论述；现实利益、权力核心与精英群体，主导着传媒对中日关系走向与主要议题的判断和选择。他们的结论是：传媒关于中日关系的话语建构，应该跨越知识边界，建立更为广泛和积极的身份共同体，超越日常经验和民族主义文化的自我想象，构筑有利于国际共同发展的利益同心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