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情结的一面是对传统不满，否定传统，抨击、破坏乃至要求毁灭传统。人们起初承认自己的技术不如人，到后来则认为整个文化以至人种都不如人，非彻底改造中国人种不可。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思想家总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中国文化怀有深深的爱意，眷恋之、向往之、渴望复兴之。这种眷恋之情即使被表面上的偏激冲刷的破碎、模糊，但情感之根尚存，有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眷恋，因而也是造成整个矛盾情结的文化根源，乃是儒家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中国文化特别是名教文化的强大魅力在于儒家文化所宣扬的道德理想，它包括理想价值（忠孝仁义、大同理想）、圣人境界和人伦精神（对天地君亲师之敬）。中国文化中若隐若现的这一终极底蕴，具有浓郁的情感色彩和审美色彩，而为世世代代所追求。在这一文化氛围里成长的近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总有对这种理想的眷恋之情，有意无意地为这一价值所支配。近代知识分子可以超越传统文化的其他层面，却难以摆脱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诱惑。他们就像一位与旧家庭决裂出走的儿子，对家，对父亲既怨恨且爱恋。道德理想主义浓郁的温情，一次次唤起这些叛逆者们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们回到传统理想温暖的怀抱。
近代文化批判者的这一矛盾情结，对启蒙运动的影响甚深。就个体来说，近代思想家对传统反思的深刻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这一矛盾情结的释解；从总体看，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矛盾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近代思想家的文化批判方法和价值系统，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选择。而且，我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一个矛盾情结，故这个问题仍有现实意义。
二
近代文化批判大体沿两条思路发展：一条是从传统文化体系中分裂、演变和形成近代启蒙思想的过程，另一条是以革命的方式摧毁传统文化的支柱--专制政体，以此推动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运动。前一过程发韧于龚自珍、魏源等人，经洋务运动、维新派，至"五四"思想家达到高潮；后一过程始于太平天国，经义和团、辛亥革命，至共产党人达到高峰。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粗略的和相对的，因为近代文化批判的各种思想相互影响和转化，构成一整体思路。本文关心的是：这两种倾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对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感态度却是相似的。
近代文化批判的先驱龚自珍、魏源、郑观应等人开始睁眼看外国文化时，感到了传统的危机，但他们试图以捍卫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危机。这种态度是由中国的近代化和启蒙运动的特殊背景决定的：西潮的冲击使得他们不可能像18世纪西方思想家那样单纯地反思历史，批判传统。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撞击表现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威胁。结果，保种图存的忧患意识与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结合，使得先驱人物的文化批判以护卫和拯救的方式开始。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从旧营垒里分化出来，并且具有了较明显的反传统倾向。他们第一次比较深刻地对传统文化作了反思和批判--狭隘虚娇的夷夏观念、空浮不实的学风乃至腐败的官僚体制。但是，洋务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正基于对传统的爱恋。他们批判传统，不是恨传统之保守，而是忧传统之衰微。他们的理想价值仍然是传统的名教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反映了他们的感情完全沉浸在传统之中，虽然他们也对传统不满。洋务派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支配了他们"振纲纪，正人心"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