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过去三十年所做的纪录片，是涉及美国现代生活的纪录片，特别是针对美国的有些机构，比如警察局、医院、福利机构，或者有关培训美国的空军人员，或者宰牛的工厂。我认为所有这些纪录片的出发点，或者设想，主要是想描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机构的形式来表现，同时也可以表现它对美国社会和其它方面的影响，虽然这些机构呈现出来的形式不同，在不同文化视角中表现出来的意义也不同。
制作纪录片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理解所要拍摄的对象，当我开始做纪录片时，许多人认为纪录片完全应当是一种“曝光”（expose），而我当时也完全是同样的想法，我第一部片子或多或少也是以这样的形式拍出的，我后来认识到仅仅把纪录片做为“曝光”性的片子是太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是不足取的。所有人类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当然我并不是第一个有这样认识的人）人的身上往往有许多矛盾性，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和角度来分析人的某一个行为，所以我的片子的主要目的是反映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而不是以意识形态（ideology）的标准来把人类简单化。对我来说，在60年代要这样做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认为任何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电影方式只能使你的电影变得很狭窄，而不能使你了解更多的东西，我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但不愿对它进行简单化的解释。人们在不断发明新的东西，不断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这一切社会的进步基础是应该以知识为基础，而不应该以人的主观意识来决定。《医院》和《法律与秩序》这两部片子是我在这方面作出探索的例子。
在68年我拍《法律与秩序》这部电影时，当时民主党在芝加哥举办民主党大会，大会以后发生了骚乱，死伤许多人。当时人们普通流行的看法是，警察只不过是一些猪，我从政治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当我在肯萨斯城跟警察的车跑了20分钟后，我就发现，像猪这样一个野蛮的形象，不仅仅是指警察这些人的；当我跟着警察拍摄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野蛮的事情，而这些警察也不得不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刚才说的，并不是为警察的野蛮行径找借口，实际上他们的野蛮行经是不可原谅的，我所说的只是我们不能够把这种野蛮行径置于人类的行为之外，事实上这正是人类行为的某个方面。我们只要看看人们之间是怎样互相攻击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需要警察来管一管，我们必须做一些努力，来控制和限制人类的这些行为。《法律与秩序》这部片子在结构上可以体现我的这一认识，片于是以一组幻灯片开场的，你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脸，这些人都是罪犯，来自不同的种族，我的目的就是反映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特点；在电影中的第一个谈话段落是有一个人，他被指控严重袭击他人的罪行；接下来的另一个段落，是另一个人在和警察对话，他说我要把法律掌握在手中，来为我服务，这些人，或许犯有罪或者被控犯有罪，而另一些人他们是想通过法律对这些犯罪来进行报复，那么这里的目的就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必须要警察，警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电影前半部分的一一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心理学家在向一个想当警察的人询问：你愿不愿意杀人？这样的场景表明了，警察有一种权利，但也要小心谨慎，他们的头脑和心理上都应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警察是我们社会当中唯一的、合法地行使暴力的组织。所以我的电影的这些段落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合法与非法地行使暴力。比如说，一个妓女被控卖淫；一个人的车子撞另一个人的车子，这些是非法的；警察去阻止对一家商店的打劫，这是合法的。我提到这些细节，就是想说明，我是用我的电影来表明人类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并以复杂的方式来解释它，而不仅仅是使它成为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的主张、或造就简单的意识形态的主角。
在美国有许多电影制作人，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把电影意识形态化了，而这使他们电影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因为他们电影当中的思想质量下降了。我在《法律与秩序》片子里就是想指向一种思考一不管成功与否一通过描叙与警察相关的东西，比如说警察的训练、警察的职责，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些背景知识，比方警察他们所受的教育背景、他们的工资情况。我希望大家来思考：是不是坎萨斯城人民都愿意拥有这样一个警察局？如果这个警察局并不太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是不是有兴趣改变呢？同样，我在《医院》这部电影中，也是想通过医疗来折射出所有其它的社会问题。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由于人们生活在贫困中，他们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文盲、破碎的家庭、吸毒和犯罪，他们最后都汇聚到医院当中，与医疗方面的问题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