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对陈明一封邮件的回复，刚写下，陈明就来到了川大，当时未能发出。现在稍作补充，发给陈明，并同时发在网络上。
陈明：你好。
所转来的瓮洪洪先生的短简，已悉。
关于“文化保守主义”，我原本暂时不想说什么。一则因为眼下太忙，二则因为：
其一、我以为，“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过于含混的符号。
如果说“翻译即是诠释”，那么“文化保守主义”是这样一种诠释：现时思想界有多么混乱，它就有多么混乱。而现时思想界的状况是：尚未脱离五四时期、八十年代那样的思想浮泛。“文化保守主义”这口酱缸里，盛了太多的形形色色，譬如其中的两个极端，就是某些“儒家自由主义”和你所谓某些“顽固派”之“儒家”。李泽厚说：进入九十年代，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我说：八十年代是“思而不学”，九十年代是“学而不思”。八十年代是没有学术的思想，九十年代是没有思想的学术。（我此所谓“学”或“学术”不是学究那样的“学问”，而是严谨的思想所需的那种严谨的学理或哲理的运思。）直到二十一世纪，才开始有人在学术地思想着或者思想地从事着学术，但人数太少。八十年代的那种无学的思想、或者不思的思想，质言之，便是：有的是吵嚷喧嚣，唯独无思。孟子曰：“弗思耳！”目前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便是这样的“没有思想的思想”。
再者，“文化保守主义”这个含混的符号同时也过于简单化。我知道，你对别人称你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是有所保留的。我很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你是一个个体，而个体总是最丰富的，绝非任何简单的抽象符号可以概括得了的。如你所说，你可以被不同的人同时划归为“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甚至“新左派”之类，乃至“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这能说明什么呢？
其二、就其“文化”而论，“文化保守主义”不过是一种情绪的符号，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民族主义情结的一种表达式。
我最近刚发表了一篇东西《中国现代“哲学”的困窘：西方强势话语阴影之下的“文化纠缠”》（《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大意是说：中国现代思想领域的言说，不论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其实都是在“中西文化优劣比较”的情绪支撑下进行的，这种情绪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结的产物。民族主义情结本身并无所谓好坏，但它如果试图代替严肃的运思，那就是对真正的哲学之思的遮蔽。目前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话语，其实仍是这样的遮蔽。我知道，你过去对以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儒学的重建是不以为然的；但我也相信，通过我们这一次的深入交流，你对于这种哲学进路已有了相当的理解与同情（我们达成共识：儒学的重建需要多层级、多维度的工作）。民族主义情绪或许是民族生命意志的正当流露，但它决不能代替严肃冷峻的思考。而这正是我之所谓“哲学”：它并不必然意味着知识化，更不意味着“知识本体化”；它仅仅意味着严谨的运思。假如我们真想“先立乎其大者”，我们就不能忘记孟子的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
当然，人们采用了一些哲学化的言说方式来传达某种情绪，如“主体性”之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十年代是用“主体性”来否定文化民族主义，而九十年代却是用“主体性”来宣扬文化民族主义。前者表面上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个体主体性，但实质上还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因为即便是自由主义西化派，骨子里却仍然是寻求“民族复兴”之路的民族主义者；后者表面上是中华民族的群体主体性，但实质上却是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情绪表达，因为所谓“中华民族”仍是一个含混的符号，并未被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nation）的观念。而且无论如何，它们都不过是“学而不思”的情绪传达而已。人们从来没有问过：这样的主体性本身是何以可能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