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也表明，我们最后的一点分歧仅仅在于：我不认为作为本源的生活感悟是主体的需要与意志。我最近注意到你有“意志”之说，诸如“中华民族的意志”、“救亡图存的生命意志”、“主体意志欲求”等等，并把这个“意志”视为“中体西用”之“体”（见于你的《保守：思潮与主义》）。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意志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主体性的表达，类似西方意志主义、生命哲学所说的那个本体论化的“生存意志”、“生命冲动”之类，或者说是钱穆先生那样的本体论化的“民族文化生命”式的主体性。然而我想问的是：这样的主体性的意志与需要本身何以可能？所以在我看来，它仍然是属于那种“无根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而“有根的”形而上学应该是：首先是生活造就了主体性，然后才可能有主体性去改变生活；首先是被抛的所是，然后才可能有其本真的能在。这也正是我们这一次所达成的基本共识之一。所以，我想，你过去的“中体西用”的原则与你这一次的提法是不无矛盾的，你这一次的表述是：“即用建体。”我以为这个提法是极有意味的。然而依此，“中体”乃是尚待建立的东西。那么如何建立？它的本源性的“用”决不是“西用”。我想，你的意思应该是：“即用”之“用”正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这是我所深表赞同的。但这样的生活及其感悟纵然必定表现为“意志”、“需要”这样的意欲，但意欲还不是真正的本源、亦即不是作为源头活水的生活感悟本身。“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则可见爱恶乃是意欲的本源；“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则可见爱又是恶（wù）的本源。否则，我们如何能够称自己是“儒家”？儒家之为儒家，固然既不在于对现成的“礼”的固守，因为孔子早已确定了“礼有损益”的精神；甚至也不在于对现成的“义”的固守，因为“义”者，“宜”也、“时”也；然而儒家之为儒家，假如甚至连“仁”也都连根拔起，那就正如孔子所说了：“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其结果只能是阳明所说：“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
最后，我最高兴的是：我们这一次共同回到了生活本身，从而共同质疑了“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
拉杂如上，言不尽意。
黄玉顺
2004/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