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就其“保守”而论，“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是对生活本身这个源头活水的遮蔽。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符号的语义预设是：有着那么一个“现成在手”的“文化”传统、或者“道统”之类的东西，现成地摆在那里，可以由我们去持守之或者“保守”之。这种预设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把传统对象化，却恰恰是在使传统疏远化、异己化、陌生化。况且，竟有一个现成地摆在那里的传统，这是可能的吗？它在哪里？在经典文本里？可是经典文本的所谓“本义”其实只不过是“不可知”的“物自身”，对这种“本义”或者“原意”的设定将使我们陷入“认识论困境”：我们如何可能确证这样的“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如何可能走出自己的皮肤、而去“切中”这样的“客观存在”？其实，经典文本的意义在于我们的诠释。传统不是某种现成在手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继承”之或者“保守”之的对象，而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的生活感悟本身。传统作为我们被抛其中的际遇，作为我们的“天命”，决不在生活之外，而就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之中。我们惟有由此出发，才能够“去是”、“去存在”：我们的本真的能在，恰恰基于我们被抛的所是。朱子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生活着，就在感动着、领悟着、诠释着；我们怎样生活着，就有着怎样的感动、怎样的领悟、怎样的诠释。如果一定要谈儒家，那么这样的生活感悟便是儒家的源头活水：譬如仁爱便是这样的生活感悟；它并不是“性”那样的形而上学的主体性，而是为这种主体性奠基的大本大源；然后才有作为正义论的“义”原则，才有作为规范论的“礼”的制度设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孔子所说的“礼有损益”的原则：任何规范建构、制度建构都是历史地变动的东西；而此变动的大本大源，就是我们的生活感悟。否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充当某种现存秩序的精神守护人，甚至不自觉地充当专制制度的辩护士。——眼下许多所谓“儒家”正是如此的，他们的最大误区就是把所谓“儒家传统”看做是某种“现成在手”的东西。
所以，我很高兴，对现实生活的本源性的肯定是我们这一次交流的最大成果。有人把你所主编的《原道》称做是中国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过去我总觉得这面旗帜的色彩仍然有些朦胧驳杂。记得前年夏天我在北京之际，我们烫火锅时，你曾询及：《原道》眼下应该如何“盘点”，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接下来，人们看到了《新原道》。我有时想：韩愈的《原道》实质上是中国的中世纪精神的形而上学言说，冯友兰的《新原道》实质上是中国的现代性精神的哲学表达，那么，陈明的《原道》及《新原道》如何？何谓“原道”？又如何“新”？冯先生的《新原道》讲“极高明而道中庸”，照我的理解，他那“极高明”是说的本、体，“道中庸”是说的末、用（儒家“中庸”原非此意，而是：“中”即是他所说的“极高明”，而“庸”是他所说的“道中庸”），这样的传统本体论架构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话语。以当代思想看，旧式的形而上学乃是所谓“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你的《原道》似乎更多地是讲“道中庸”的事情，我以为是很好的。其所以好，好就好在这个“形而下”的“道中庸”正是回到生活——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这个源头活水本身。这就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口号：面向事情本身！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却可以被给予不同的理解。胡塞尔理解为纯粹意识，也就是先验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它倒是与现代新儒家一致的。但海德格尔发问：这种主体性本身何以可能？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先立乎其大者”（确立“本心”、即主体性），此大者本身如何立？先立其大的前提是“我欲仁”，然而我既已经“欲仁”，则其大者已然确立，又何须乎再立？而此大者若非已然确立，又是什么东西足以令我确立？我凭什么竟会想到先立其大？这就是先验论的困境，因为它不知道：真正的大本大源，乃是先行于主体性建构的生活感悟——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