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企业对资金运动的管理是在一定的财务关系框架（即一定的产权基础和企业治理结构）下进行的，对财务关系的协调过程，实际上是企业在现有的理财环境下所进行的利益博弈过程，企业相关利益集团的构成及其在企业中的制衡格局，构成了企业的纵向财务环境差异，其实质是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差异，这一差异决定着企业财务目标的取向。企业财务为谁服务，这是财务目标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次才是如何服务的问题，前者是财务目标中固有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必然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各产权主体的经济利益要求（如果不是单一的产权主体），而且反映因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而呈现出的不同结构和差异化特征。譬如，股东治理逻辑反映了股东处于绝对优势的谈判地位，其财务目标取向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从单边治理走向共同治理以及平衡公司参与者的利益，已成为全球公司治理发展的共同趋势，企业治理正由传统的“股东至上”模式演进到“共同治理”模式（伍中信、杨碧玲，2003），而企业共同治理模式的财务目标会倾向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治理结构环境还可能产生另一层面的目标差异，即在企业处于管理层控制或内部人控制的内部理财环境下，虽然名义上存在“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但实质上是“管理层效用最大化”目标（陈东辉，1999），是“强管理者、弱所有者”治理结构的反映。
（二）企业财务目标的变迁和差异化
综观企业的理财环境，不同企业的理财环境差异在逻辑上存在横向差异和纵向差异的交叉。企业有大有小，企业的组织形式（如独资、合伙和公司制）多种多样，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也各不相同，企业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中发展的，因此，以总体和动态的观点来看，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的环境差异，即产权结构或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与获取资源禀赋上的差异是同时存在的。当环境的差异足够大，而且差异完全有可能大到足以导致不同企业甚至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财务目标信仰时，就会使财务目标及其驱动的财务管理系统的变迁和差异化成为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产生企业财务目标的变迁和差异化，是因为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环境的差异足以影响到企业各利益集团在企业经济利益分配中形成不同的制衡格局，即纵向差异。财务目标中内含且影响深刻的价值判断，是财务目标变迁或优化的原动力，它的改变使企业管理当局对企业财务目标有不同的表述，而财务资源取得的禀赋差异是财务目标的外在约束。正如周首华等（2000）指出的，根据财务目标反映理财环境的理论，公司治理的逻辑变了，则公司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必然要相应变化。也就是说，财务管理目标会因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动而变化，进而通过财务管理活动，在企业价值的增长中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要求，甚至鉴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地位的明显变化，股东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必然要求改变，企业也需要相应地优化现有治理结构逻辑下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
以上是笔者对于存在多种不同财务目标的事实进行的理论解说。正是由于企业财务环境的差异性导致了财务目标的差异，不同的企业才会有不同的财务目标，这就是对于企业理财目标会有如此众多表述的一个原因。①不仅如此，只要企业存在实质性的环境差异，这种理财环境的差异就必然决定理论界对于财务目标的提法和实务界实际确立财务目标的多样化和差异化在将来依然存在，即未来不会出现所有企业的财务目标趋同的可能。此外，超越环境的目标信仰也是可能存在的，但企业要为其信仰和现实理财环境的反差支付额外的成本，当然，也可能获得额外的收益。譬如，处于经理人控制下的企业，其外在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相对于内在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目标，更像是吸引投资者关注的财务目标广告（伍中信、杨碧玲，2003），其内在地隐藏了经理人对于股东财富掘取的现实财务目标。再如，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其外在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相对于内在的“大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掩盖了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可能的财富盘剥。这种财务目标的“广告效应”也可以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解释为什么同一企业会有不同的财务目标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