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理性对于天人关系、个体与社会关系以及身心关系，采取对立－变化－统一的整体与辩证观点。程序理性整合了启蒙理性的理性与进化两个观念，采进化理性的态度，程序理性是生命理性，是进化理性，也是常识理性。由此程序理性是理性与悟性的合一。程序理性要处理规则与秩序、民主与法治、自由与传统三大问题。程序理性提供了一种超越事实与价值、自然法与实在法二元对立的可能性，即通过程序与议论达成一致的解释，进而实现法律与道德两行、民主与法治互动平衡的整体性法治秩序。
程序理性的正当性，是中华政道的公民伦理的正当性论证，构成中华政道的核心内容。程序理性既是返本开新，也是儒道佛传统与哲学神学的会通。程序理性对于旧传统、新传统，以及与哲学神学关系的理解与解释的基本策略是解释学的立场，强调经由实践而生成新的政制传统。
中华政道的基本内容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伦理、法治秩序。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斯密、休谟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派以及门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政制安排则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两个方面、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正义五项原则、立法行政司法权利政党选举监督中央与地方关系八项制度为核心的宪政，公民伦理的内容主要是主体意识与契约意识，社会秩序则是由普通法、大陆法、中华法综会而成的法治秩序。中华政道是人类法治与宪政智慧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传统、现实需求激荡会通的结晶。
三、中华到宪政之路的全民共识建设
中国宪政的实践问题是法治中国、宪政中华如何可能？仅就建设宪政中华的一个条件即凝聚民族共识而言，需要推进以下工作：
（一）彰显宪政中华作为公共性问题的重要性，形成宪政论坛。
中国宪政问题应作为公共问题而被提出，当形成全社会的宪政论坛。如党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社会的建设；中华宪政政治文化的建设：仇恨、斗争的政治文化向宽容、和谐的政治文化的转变；民族和解与统一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基本权利保护问题；法治模式及宪政制度框架问题；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化城市化工业化问题等都需要广泛深入的思考和讨论，以促进宪政建设之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智慧的提升。
（二）推动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问题的核心是回答：共和国需要什么样的公民？腐败的精神渗入我们生命的骨髓之中。而教化与教育是公民精神的防腐剂。正如《礼记·经解》所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三）促进宪政制度的演进。
建设宪政中华的三个要点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经济建设中心的内势，需佐以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外势，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综合平衡发展。
中华民族当沉静地深思百年宪政史的经验教训，理性平和地观察汲取人类宪政的智慧，从而在新的宪政扩展期，把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跨越中华民族历史的三峡，审慎而明智地实现建设宪政中华的千秋伟业。
[１]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62页。
[２]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68页。
[３] 《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
[４]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92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附：简评SARS事件
中国社会进入跨越历史三峡的政治峡谷时期，却是真实的。如果不明历史三峡的性质，则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危机。
政治正当性有两个来源：天命和民意。毛的贡献是把传统的天命观与共产主义的人民主权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因其隐晦，许多人并不觉察。然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天人感应论影响汉以后的政治，直到现在。
SARS最大的危机，第一是唤醒人们注意到这种关联，同时却动摇了这种关联。
其次，精英掠夺大众的格局发展到危及与工农的隐性契约的地步（郑永年），从而民意基础也被动摇。
由此，天命与民意两点都可能要出问题。这并未被人们足够认识到。故正当性危机可能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