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道理，美国的民主宪政秩序也先于经济大发展，它也是美国两百多年来强盛的条件，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人们常用东亚一些国家不民主也能发展经济的例子来反驳以上看法。这种反驳看似有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东亚经济发展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竞争压力下产生的一种不得不模仿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模仿经济制度可以在政治民主和宪政架框构不成熟的情况下成功（但不成功的例子多的是），但成功的原动力是西方靠宪政秩序取得经济实力造成对其它国家的压力。没有英国的宪政秩序，哪有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五十年代初贪污的情况与今天大陆差不多，但有宗主国的宪政架构，才会有可信的肃贪承诺，才会有香港的经济成就。
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内生交易费用模型，论证企业内的独裁和计划经济可能减少内生交易费用。这也可能是种片面的观点。因为自由市场中的企业都要面临劳力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麦当劳的内部实行指令性计划，但人们却有买或不买这计划的自由，计划不赚钱，则分店老板（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ｅ）就不会有人愿意当，也就是无人买这指令计划。正如海耶克所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也不是效率的差别，而是制度形成机制的差别。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由政府或哪个人设计的，而是千万人在自由选择合约和制度的条件下，无意而自发形成的。美国宪法就不是由哪个人设计的，而是由很多州的代表吵架吵出来的。所有人都不满意那个宪法，又不得不接受这种折衷。宪法并没有政党政治这一类设计，但在根本权利问题上大家达到了折衷，政党政治就自发地从宪政秩序无意地产生了。
有些后进国家即使有人为设计的政治制度能生存的情况，但在更高的层次，这些制度必须在国际竞争中经受适者生存的考验，因此最终也不能由个别人设计。由此来看中国最近的私有化改革，政府如果又用政治力量，人为设计私有化改革运动，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中国已有了公司法，在公司法秩序下，案例的积累，自然就会形成新的秩序，并不需要私有化运动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运行，一定有一些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道理。例如国有企业不但有无效的一面，也有保险合约使人们专业化没有很多风险的一面。突然搞私有化运动，又不提供自由创业，资本市场自由化和保险业市场自由化等条件，就意味着违反当初的保险合约，这其实可能是种不公平的反市场行为。威尔士王子与王妃离婚还要给她大批补偿费，中国政府怎可突然违反当初的各种保险合约而大肆无偿裁人呢？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行为，不但是种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因为不了解保险促进贸易和分工的功能而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最近笔者与程文利和刘孟奇博士发展了两个数学模型。其中一个证明收入分配不公时，从分工没得利的一方会拒绝参加分工，因此使市场缩小，形成南美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局面。从这点而言，美国六十年代的 ’ 伟大社会 ’ 福利计划可能有其经济效率方面的正面意义。当然这如果做过了头也有福利上的损失。另一篇文章说明完全保险制度（铁饭碗）一方面造成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及相关内生交易费用，但也有为一个复杂的分工网络保险增加分工协作可靠性的功能。竞争的保险市场能有效折衷这种两难的冲突达到均衡。但在保险市场不发达时突然废除完全保险，会使很多部门串联在一起的分工网络可靠性直线下降，一个专业部门失灵使得整个经济瘫痪，出现负增长。这就是东欧俄国的教训。
所以完全保险（铁饭碗）和完全无保险都是无效率的两个极端。竞争性市场上自发出现的不完全保险比这两个极端都更有效。最近出版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英文的首推Ｍｉｌｇｒｏｍ和Ｒｏｂｅｒｔｓ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２）。此书的特点是既涵盖大多数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深入浅出，非常切合实际。比如上文提及的寻租问题，此书用多个模型说明，寻租的交易费用有两种，一种是寻租的投入，另一种是测度投入和产出不精确时产生的信息歪曲。这二者之间的最优折中在不同条件下不同。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高时，计件工资比计时工资好，若测度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很低时，绩效工资反而会使大量资源浪费在评级升级上。因此年资工资反而更有效。中文的有关交易费用的好书，首推张维迎的 ’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 ’ （１９９６）。此书既涵盖大多数对策论中的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又涵盖了大多数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模型。例如书中的鞭打快牛模型就非常切合中国实际。笔者和黄有的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也用很多模型研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对分工和市场网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