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例子是各种活动的效果都不易测度时，强调论功行赏可能会使人们在寻租上投入太多精力，在评级升级上浪费很多精力，这时，反而日本式的按年资升级能减少寻租费用。这种看法被有些经济学家 " 论证 " ，民主制度会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因而反不如东亚的一些非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不少公司里因为很多活动的绩效不易测度，所以老板认为按绩效升级评等反而会刺激寻租行为，所以乾脆千方百计封锁信息，使雇员互相不知道各人的工资，而老板按他对综合效果主观判断来定工资。最近有不少这类经济模型 " 证明 " 过多的信息分享是有损效率的，而有效率的市场会使人们不去追求他们不应知道的信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指出，民主制度虽可能使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制度化，但它也会鼓励私人企业家活动，这些活动却会限制寻租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
这类对内生交易费用的研究并不能用来给我们前文中关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以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另一类 " 承诺对策模型 " （以马士金，钱颖一等人为代表），却支持我们前文的观点。这类模型强调，内生交易费用的主要来源是承诺不可信问题。特别是钱颖一和温格斯特最近一系列文章用承诺对策的概念论证国家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按照他们的看法，中国的财政联邦主义（分税制）是使各个地方政府在互相激烈竞争时使他们追求地方公众利益的承诺可信，这种可信承诺其实是中国改革的动力。按他们的逻辑，当然民主宪政是使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负责和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成为可信的条件。
政府对宪政秩序承诺目前还只有在民主宪政制度下才可信。没有权力制衡，自由公平选举和政党自由，一个执政党保证在公平政治竞争下输了认输，怎么可能令人相信？如果政府对公众负责，不在损害公众利益时追求一己之私的承诺不可信，则会有如下恶果。首先，社会道德准则会江河日下，国家机会主义会为全社会所有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偷抢横行，不尊重私人财产，为人不厚道的社会就会出现。当大多数停在家里的自行车至少被偷过一次时，这个社会还有何道德准则可言。当执政党公开宣称其最终目标是一党之私（四个坚持）时，社会怎么可能太平？更可怕的是，对公平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会使所有政治人物的行为非常机会主义，因此执政党不可能为社会提供长期的稳定秩序（ ’ 安定团结 ’ ）。中国一九四九年后每次社会动乱都是上层内斗造成的。高棉的动乱又一次说明，如果军队国家化，民主选举决定权力分配这些游戏规则没有稳定下来，则社会不可能安定，经济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发展，一时上去了，也会掉下来。这当然不能只怪这些 " 政治野心家 " ，主要问题在于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不公平时，政治人物争夺权力造成社会动乱就不可避免。政治人物会为了权力不惜将社会拖入动乱。为社会提供长期稳定的秩序是政府的首要功能，但至今为止，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制度和君主世袭制度。君主世袭制度曾有提供三百年稳定秩序的纪录，但大多数君主世袭制都没达到这个纪录。民主宪政制度打破了这个纪录，但很多国家在立宪过程中陷入动乱（俄国一九一零年代的立宪和中国上世纪末的立宪）。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式的非世袭非民主政治制度无法达到君主世袭制和民主制的纪录。
君主世袭制为什么能提供长期稳定秩序？因为世袭制是种部份满足布坎南 " 模糊面纱 " 的游戏规则，皇帝的位子是可遇不可求的。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后有了王位继承法，王位的得失变得完全无法由个人努力争得。所以人们也死了争王位的心。用经济学家的话而言，就是减少了寻租的投入，因而使内生交易费用大降。这有点像用年资制限制寻租行为的功效。民主宪政在高层次上有同样功效。竞选中的激烈政党竞争使得输赢不可能由个人努力来控制，很多敌对的个人努力互相抵销，使选举的胜负变得象随机事件。这不但容易形成各方对游戏规则的承诺可信的局面（因为游戏参加人不确定将来他会在朝或在野），而且这游戏规则比君权世袭要公平得多，即完全满足模糊的面纱原则。这原则声称，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是在野，可能是被告，可能是原告，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囚犯），他认为在任何位置，游戏规则都是公正时，此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按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满足这种原则的社会秩序有可能长期稳定，超过君权世袭提供长期稳定社会秩序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