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备受折磨的“真实”，是一篇反思回忆录。真实二字还要加上引号，足见新闻真实之艰难。
在我五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新闻违背真实的事情，并不少见，然而：
——最典型的莫过于大跃进“火红”的年代；
——最惨烈的则是十年文革的浩劫。
（一）
像一切实际工作者一样，记者工作也难免遭受失误的折磨。
我第一次尝到失误滋味的是1958年，农业大放卫星的年代。
那是个交织着欢乐与兴奋，失望与痛苦的年代。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夏秋之际，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中央领导纷纷下乡下厂，视察形势，鼓动大跃进。他们所到之处，随着新闻报道的强化，仿佛花团锦簇的祖国大地又增添了一层层光辉。我那时是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也多么盼望新疆有这么个光辉的日子，等待着有中央领导的莅临。
非常幸运。
就在葡萄成熟的季节，朱德副主席和康克清大姐一起来到新疆。他们先后视察了乌鲁木齐南的天山牧场，火洲吐鲁番的葡萄沟，准噶戈壁沙漠中的克拉玛依油田，以及天山南北一些著名的军垦农场。我虽无缘随行采访，却也从地方报纸上读到了新疆各地汇报的工农业战线上的喜讯。不过产量远不能与《人民日报》刊登的大小卫星相比。上不了中央大报。新疆，新疆啊！你怎么这样令人泄气！
可是，忽然有一天，《新疆日报》用了套红的版面，破格地刊登了一则颇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一颗小麦高产“卫星”从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腾空而起。这个县由于小麦丰收，全县平均每人拥有粮食高过了一万斤！
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木垒，这个在《新疆日报》上也极少露面的县份，一下子爆出了这样一则具有全国意义的大新闻！
接到报纸，初读为之惊喜，复读又为之叹息。我本是跑新疆农村的首席记者，何以几个月未抓到这则如此鼓舞人心的新闻，竟让地方报纸捷足先登，自尊心仿佛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蓦地，一种职业的羞辱感和追不上时代的失误感袭击了我，“我，国家通讯社驻新疆记者，何以漏报如此重大的新闻！”
这种失职的苦涩味与当时的“万马奔腾”的形势和我们新华社领导高度的政治要求联系起来，尤觉问题严重。其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射高产“卫星”进入了高潮。大字标题的喜讯，震撼人心的口号，天天充斥着《人民日报》。小麦“卫星”，从亩产七八百斤、一千多斤、两三千斤，直到青海的八千五百八十五斤；水稻“卫星”来势更猛，亩产两千斤的消息发出不久，就有亩产上万斤的“卫星”，接着，广东亩产六万斤的“卫星”也放出来了。后来，还有更高的，广西，十三万多斤。印象最深的，是《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摄影记者摄于湖北某地的照片。那高度密植的稻穗上竟然直端端站立了三个儿童，真叫人叹为观止！……
没有任何报纸揭发这种虚假的新闻报道，包括我们新华社自己。难道说，真的稻穗会稠密到能够支撑起三个儿童来！？难道说，总社摄影部的发稿人、部主任都不曾怀疑过吗？更上一级呢！？都没有，因为，大家的脑袋一直在狂热的激情中膨胀着，膨胀着……
直到1958年年终，我们新华社总社还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反而在一篇内部指示——《深入报道群众运动的初步意见》的文章中高度肯定和表扬着这种浮夸得令人吃惊的新闻报道。文章写道：“这一切都证明了：（新华社）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记者队伍，对待今年的群众运动，基本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基本上执行了新闻报道为政治、为生产、为群众运动服务的方针……这种对群众运动所起的积极影响是空前的。”同时，文章又不无遗憾地提到了我们队伍一个缺点，那就是我们新华社“有些记者对待群众运动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用现在时下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新闻导向了。而那时，新华社、《人民日报》都责无旁贷地联手充当着这种导向的角色。
作为新华社记者，我自己呢？那时我天真无邪。我是用一种极幼稚的心态，热爱着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对于所放“卫星”脑海里时时有一闪而过的疑团：“会这么高吗！？”很快便在连篇累牍报纸版面文章与主观认识之间，寻找自己的差距。寻找差距时仍不免对报纸产生新的怀疑，却又不得不对于自己的新的怀疑进行着更新的怀疑：“你能怀疑到底吗？”发这些消息，不都是一贯把真实性作为我们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中央党报吗！新华社发出来的新闻岂能有假？纵使一篇有假，岂能篇篇有假？还有，要是文字有假；照片岂能有假？何况．我们知道报纸上的消息都有着严格的党委审查的制度。更何况，从8月10日到 16日，新华社连篇累牍地播发了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北徐水、河南七里营、天津地区一些粮棉大跃进，山区大炼钢铁也有着类似鼓舞群众斗志的新闻，我哪里还敢怀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