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示之二:谨慎交友勿追随,要“以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辛勤劳动、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的朋友为荣,以见利忘义、好逸恶劳、骄奢淫逸、违法乱纪的朋友为耻”。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一个人在良好的环境中,会养成好的观念与行为;但在不良环境中,则会养成坏的观念和行为。尤其是当他靠“无耻”的德行得到好处,而又得不到任何监督和惩处的话,其行为就可能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上梁不正下梁歪”,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如果缺乏荣辱感,不辨是非、不知美丑、不分善恶,必然影响其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有人抄近道践踏草坪,后面就会有人跟着践踏过去;有人不排队、占了小便宜,后面就会有更多的人拥挤上来;有人把垃圾扔在不该扔的地方,他后面就会有很多的追随者也把垃圾往那里扔。此类现象若出现在经济、政治领域,一旦普遍化,那就更危险。经济领域不讲道德,蒙骗拐、伪劣假,就会充斥市场、扰乱市场;政治领域不讲耻辱,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索拿卡要,既破坏环境又损害政府形象;公务工作不讲诚信,将使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面子工程泛滥成灾,败坏党风政风。如浙江台洲市黄岩区原区委书记陈根福,受西方价值观和封建“哥们义气”影响,在是非、善恶、荣辱观上发生了扭曲。滥交朋友、崇拜权力和金钱,在他的“坏榜样”示范下,“红与黑”打得火热,权钱交易、吃喝嫖赌、酒醉金迷,结果使黄岩区倒掉了一批干部。所以,“八荣八耻”教育是当前创优政务环境、整治机关作风的重点,特别是“发展黄金期、矛盾凸现期”关键阶段,尤其应注重抓好这一薄弱环节。
警示之三:好人主义贻害深,要“以团结互助、诚实守信,敢于斗争、勇于坚持原则为荣,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好人主义作风为耻”。那种对邪恶势力和不良风气麻木、容忍,对明知是耻辱,却听之由之的“老好人”作风,实际就是纵容“八耻”泛滥,对国家、对个人、对社会,贻害无穷。有两则民间小故事,对此“好人主义”现象,给予了深刻的讽喻、鞭挞。《钟馗与弥勒佛》,说的是一位憨厚老实的农民,逢年过节必贴门神“钟馗打鬼”。后来琢磨,钟馗相貌凶恶,不如换成“笑眼常开的弥勒佛”。没想到门神一换,半夜常有恶鬼敲门,闹得整夜坐卧不安,只好重新请回钟馗。《猫职不修》,说的是唐代宗时,有位大臣上书“陇洲赵贵,猫鼠同养,不相危害”。宰相视为吉祥,认为猫不食鼠是“仁爱之心”,故率百官同贺。另有大臣反对说:“仁则仁矣无乃失性,猫不食鼠是猫职不修”,它好比“法吏不惩邪、疆吏不捍敌”,如此同贺,“吏治危矣”!其警示意义是:前者,以容忍和笑颜替代原则和斗争,打鬼用错门神,招致“坐卧不安”的恶果;后者,从“猫职不修”联想到“吏治之危”,寄寓深刻。两个故事,尽管讽喻的对象不同,但都是对媚上、媚众,不司其职、不尽其责的好人主义风气,敲了警钟、给予了善意的劝导。
警示之四:善知荣辱慎用权,要以“服务人民、崇尚科学”为荣,以“背离人民、愚昧无知”为耻,坚持用科学的发展观为民执好政、用好权。在如何对待执政、掌权、乃至用权的问题上,历史案例《雍正何以杀清官》,对我们颇有警示价值。这个被杀的官——山西巡抚诺敏,既不贪财、也不谋私,皇帝还为他亲赐“天下第一巡抚”金匾。又何以要杀他呢?原来“两年贡银、一年完成”的所谓“天下第一”奇迹,是他为讨取皇帝欢心而铸造的假政绩。一靠狂征暴敛,老百姓过桥、过路都要进贡;二靠“借”商贾的银充数。弄得整个山西“民怨鼎沸、富商大逃亡”。自古“吹牛拍马不违规、弄虚作假不犯法”,杀还是不杀?诺敏一生清廉,口碑好、人缘好,400份奏折有300份为他请命,都说“不能杀”,雍正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诺敏不贪财,但贪的是名,是以谎报政绩、骗取荣誉,而贪取的虚名、假名。“这种贪,以葬送朝廷前程(民怨)为代价,比贪几个看得见的银子,危害更大”,如果心慈手软,其后果将是“诺敏不杀,祸至满朝”。所以,好大喜功、吹牛拍马、祸国殃民者,也要砍头!雍正的这个决断,整肃了一代朝风,为乾隆留下了60余年的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