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普遍的表现是对科学、文化和艺术的高度重视，使得科学、文化和艺术高涨，不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都取得了光照青史的突出成就，产生了一批成果累累、功绩卓著、影响深远的大师、巨人。然而，对艺术（包括文学）的非同一般的重视（改变在中世纪，艺术家被看做“从事低下体力劳动的工匠”的身份，使艺术家的地位在历史上首次被公开承认），使艺术发挥影响生活、改造生活的作用也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对此，欧洲文艺复兴研究专家早就指出过：“文艺复兴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使视觉艺术取得了与‘自由艺术’并驾齐驱的地位，艺术家竭力对当时的生活与思想施加影响。显而易见，人们在克服了中世纪那种把艺术视为手工艺活动的陈旧观念后，进而把艺术看作能在精神和宗教方面发挥作用的宝贵的客体或形象的创作性活动。因此，文艺复兴的艺术起了重要的文明作用。”[7]（重点为引者所加）也正因为如此，欧洲文艺复兴，特别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早期阶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了众多的成就卓越，名传千秋的文学艺术巨匠，如诗人但丁、彼特拉克，作家薄伽丘，画家乔托、波提切利、达·芬奇、拉斐文、提香，雕刻家米开朗基罗，建筑师鲁涅列斯基，音乐家帕莱斯特里那、拉索等。
欧洲文艺复兴，特别是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早期阶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非常重视文学艺术，使之发挥影响生活、改造生活的作用是有深刻原因的。“文学是人学”（高尔基），是最能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而为人们所接受的艺术形式。由于“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马克思），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艺术以其感人的、庄严宏伟的气魄，显示了权威的力量，它仿佛施展了魔法，使人们对它着了迷”，“起到使公民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焦点作用”[8]。这么一来，艺术就成了“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机能”，成了“理解全部人生的钥匙”，而往昔的伟大艺术品则成了“人们获得审美愉悦的不尽源泉”，成了“催人向上的永恒动力”，成了“超越人世辛劳、争斗、烦恼以及欲望的事物”，成了“绝对美的永恒领域的创造物”[9]。……艺术的这些特质和作用，就使得它成为最能被人接受的最受人欢迎的人文主义理性载体，而人们通过它比通过其他形式更能接受和认同人文主义理性，以及其他的文艺复兴主张。事实上，当时的人们首先就是通过但丁、彼特拉克等诗人的能够点燃情感火苗的诗句，通过薄伽丘的吸引人的故事，通过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的色彩鲜艳夺目、神态栩栩如生的美术作品，而在受到熏陶之后接受、认同人文主义理性的。一言以蔽之，艺术（包括文学）的内在特质和作用是人们特别重视艺术、艺术美的最根本的依据，也是开掘重视艺术、艺术美的这一美学内容的最根本的依据。
欧洲文艺复兴过去了几百年时间，但是，文学艺术及其内在特质和作用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因此，恰如对艺术、艺术美的重视是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的美学内涵一样，对艺术、艺术美的重视也必定会是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要的美学内涵。我们理应开掘这一美学内涵，使曾经当过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理性载体的文学艺术，在我们时代里担负起中华文艺复兴新中华理性载体的重任。“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文艺可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地受到其在各个历史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10]（重点为引者所加）江泽民在这段话里所指出的文艺的“独特的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与我们所说的文艺“因其特质和作用而最能被人所接受”是一致的，因而，我们要充分利用文艺的“最能被人所接受”的“特质”，发挥文艺的“独特的重要作用”、“深刻影响”，让文艺当好新中华理性载体，使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视艺术、艺术美的美学内涵得到充分的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