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家整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提出两大重要举措：一是完全免除沿袭二千多年的农业税，二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其背后的逻辑是由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统筹。统筹城乡发展，便是将共同体的两个部分――城市与乡村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本文试图从国家整合的角度，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学理性解释和分析。
一、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整合：城乡分化
根据中央的精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适应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它的现实依据是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广大农村人口难以合理分享现代化成果。那么，为什么在高速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差距却日益扩大，甚至导致“一个中国，两个社会”的格局？这需要我们从中国的国家整合的特点加以解答。
所谓国家整合，又称国家的一体化，即通过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力量将国家内部的各个部分和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整合作为一个过程，它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对业已分化的部分加以调整、统筹并形成整体的产物。而国家整合的主体是控制国家资源的国家治理者，它本身又具有自主性。因此，由国家整合意识和能力构成的国家整合模式又决定着国家各个部分的分化情况。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构成要素最复杂、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国家整合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整合特点，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化。
人类共同体自从出现了城市，就有城市与乡村的分化。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国家，城乡分化和对立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在以农业文明为支撑的传统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分化表现为上层建设与经济基础的分化。乡村是传统中国的历史出发点，城市则是政权统治的堡垒。②作为物质生产者的农民居住在乡村，作为政治统治者和消费者的官员居住在城市。由此出现了城乡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为制度所固化。如早在周朝，统治者就将全国人口进行二元划分，居住在“王城”的人口为“国人”；居住在郊野的人口为“野人”。①秦王朝建立专制集权王朝后，实行国家与农民社会的二元整合，更是以国家力量将城乡的分化与对立的格局确立下来。
在传统中国，国家主要依靠国家强制统治与乡村自我整合进行治理。以城市为根基的皇权－官僚体系通过散布于不同地方的行政性城市对广阔的国土和众多人口进行统治。为维系统治机器的存在与运转，必须向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征收赋税和兵役。纳赋税和服兵役是农村人口作为“臣民”的一种天然义务。国家对乡村的整合主要是一种不受整合对象约制的行政性整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②但受财政、交通、信息等条件的制约，王朝的行政统治并没有深入到乡村田野。“王权止于县政”，乡村主要依靠血亲和地方性的传统习俗、权威进行自我整合，自我满足共同体的需要。帝国的力量外在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农民与帝国的关系是“油与水”的关系。孙中山先生说：“在清朝时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抚，中间有府道，下有州县佐杂，所以人民和皇帝的关系很小。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③传统国家的“横暴权力”统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征派税役无需取得征派对象的同意，容易发生“横征暴敛”；二是所征派的税役主要用于居住在城市的统治者的消费，除了治理大江大河以外，乡村几乎很难享受到税役的“公共福利”。这种以行政汲取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所造成的是城乡进一步分化和对立，形成城市中国和乡土中国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世纪上半期，费正清以一种直观的印象表达了中国城乡分离和对立的格局：“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为数极多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木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的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④因此，在传统中国，作为共同体两个部分的城市与乡村是一种机械的而不是有机的联系，国家的行政性整合不仅无法消除城乡分化，而且进一步造成城乡的对立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