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开心辞典》和《幸运52》之前，你们的经济节目看起来就像在课堂上学习一样。
汪：我们之所以来做这样的尝试，源于经济节目的困境，我们经济节目1999年与1997年相比，收视率平均下降30%，其中《经济半小时》下降率高达59%，一大半观众两年之间流失掉了。提高收视率，抑制收视率下滑成为我们当时的当务之急，这不是责任问题，而是生存的问题，我们已经面临到极大的生存危机。
李：不过我看中央台的危机意识主要来自于全国人民和全国的同行的盯着，因为一般说来，你们节目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汪：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节目质量越来越高，但却越来越没市场。我们的节目肯定是越做越好，我们所有人员都有一种追求，要把节目做好，不甘心做二流三流，但是最后努力的结果是，做得越好，看起来越沉重，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开始反思，重新审视我们自己。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我们用近70%的节目服务于14%的观众群，节目投入量的比例与观众比例出现明显反差，另一个反差还在于，我们收入的2/3来源于我们1/3的栏目和节目。
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
汪：一方面是栏目设置的主观性和计划性。1996年，二套经济节目有一个非常大的拓展，即由2个栏目扩展成9个栏目，经济节目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首播时间由每天的1个小时拓展成了3个小时之多，然而它未能带来明显的变化。看看当时栏目设置就很有意思。当时设了一个为都市居民服务的《生活》栏目，同时还有一个为农民服务的《金土地》栏目；既然有了《世界经济报道》栏目，就得有一个《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等等，不一而足。栏目设计的思路，典型的依据是有什么经济，有什么地域，而不是按照观众的需求，按照市场需求。以至于税务部门、保险部门等都要开栏目。国家税务部门需要有一个专栏，所以我们在《中国财经报道》里专门出了“税务周报”。节目内容也是如此，让记者跑口，都是按国家部门来分工。他是跑国家经贸委的，你是跑农业部的，他是跑交通部，你是卫生部的，他是跑国家统计局等等。记者的任务与国家部委设置相对应，而不是以观众需求来设置。
李：这也是中国所有电视台的问题——到底谁是电视节目的主体观众?
汪：另一方面是栏目形态的单一化和非先进性。我以为电视节目是类型化的，电视形态是有模式的，而电视模式是电视从业人员长期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技术。运用这种技术，我们能够生产出相应的产品，而这种技术是否先进，直接导致我们产品是新的产品还是淘汰的产品，正如同VCD、DVD是两种技术生产出来的两种不同的产品，而用VCD去与DVD产品相比，显然，当DVD这种数字技术出现之后，VCD这种技术就已经过时了，至少要被淘汰了。
李：你说的是专题节目这种模式吧?
汪：纵观我们原来的栏目设置，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栏目都用了传统的专题这种形式。比如《经济半小时》不断地做各种大专题，名为深度报道。如《千秋万代话资源》、《世纪呼吸——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秋天的故事——再就业的人们》、《跨世纪的转变》（为“两个转变”而作）等。《生活》内部也是一个个小专题，有解释性的“背景”，有调查性的“消费驿站”等等。而专题这种形态是不具备先进性和可视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传统专题的方式是一种逻辑推理的方式，它把鲜活的事实切碎之后，按照逻辑的需求重新码砌。
李：专题往精里做，结果就做成论文了。传统的专题节目就是这个问题——所拍的形象和声音都被拿来作论据了。
汪：所有我们拍摄的东西都被作为论据来使用。它有自己的结论，而且结论已经先天就有了。鲜活的东西仅仅是为了论证它要论证的东西，而为了论证它要论证的东西，鲜活的东西完全被它弄死了，被它切碎了，最后鲜活性没有了，生动性也没有了，而很多内容本身，可视性就没有了。因为故事是感性的，而逻辑是理性，而电视恰恰是长于感性而弱于理性。包括最重要的一点是时效性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