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哲学都必须有一个最高的形而上的存在作为其哲学存在的依据。这个形而上的依据在各个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解释。
西方第一个经典的哲学家柏拉图的依据是理式，万物的产生都必须依据这个最高的理式，理式不是在经验之中，而是在经验之前就产生了。理式在柏拉图是没有证明的，他只是一个理论的创立者。关于哲学最高命题的证明也是勉为其难的，因为凡是证明，都必须依赖科学的形式，但是科学却永远无法达到这个形而上的存在的高度。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关于世界本原的说法都只是哲学家的自圆其说，中国第一个或许也是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在论述他的最高范畴时，也含糊其辞地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上不敫，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道德经》第十四章）
老子衣钵的继承人庄周发展了这种思想，同时也把“道”的存在具体化了。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 ：“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 ：“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 ：“期而后可 。”庄子曰 ：“在蝼蚁 。”曰 ：“何其下邪？”曰 ：“在稊稗 。”曰 ：“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 。”曰 ：“何其愈甚邪？”曰 ：“在屎溺 。”（庄周《庄子》）
在这段关于“道”的著名问答中，“道”还是以一种超脱人类感觉不可知的形式而存在。
同样，我们反观西方两大传统思想中的另一股潮流——基督教思想也是如此。
基督教产生于希腊文明之后，他的最高存在——上帝，是依靠信徒通过信仰而获得的，上帝本身则是“不可言说”的。然而，希腊思想不幸进入了基督教，当中世纪一些神学大师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引进基督教之后，如何去接受这个神创造的世界也成了问题，是通过信仰呢，还是人类的理性？无论是圣·奥古斯丁，还是托马斯·阿奎那，获得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教诲的神学大师们都一致同意用理性的办法来接受上帝——这成了西方天主教一贯的传统。而另一股潮流则是接受了希腊教父思想的东正教，主张以信仰来对待上帝，而排斥理性。
宗教和哲学的起源都是对于宇宙精神的无限探求，故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可比性。
我以中国的道教思想来比较西方的基督教，这种比较仅仅是对其在认同形而上的存的相似点做了比较，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上帝是一个具有人格的神，其存在形式是确定的，这个具有人格的神较之于东方民族哲学中具有非人格意义的形而上的存在来说，更加具有迷人和神秘。
上帝的是否存在让欧洲人苦恼整整一个中世纪，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里，虽然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神学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是基督教的经典，但是，这些神学家白首穷经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文艺复兴是以上帝的名义，小心翼翼地以艺术的手段冀望把人的力量抬升到可以和神并列的地位。启蒙运动也没有推翻上帝，理性主义还是摆脱不了谁是第一推动的尴尬。
宗教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最关注的问题，是他后期作品中核心的核心，解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也就是解开了他那些令人惶惑不已的巨著。他之所以关注宗教问题，并不是出于艺术的考虑，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他冀望以宗教来拯救世界。宗教就是他给这个将要坠入深渊的社会开出的药方！他的宗教是和他的社会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已在前文中有所表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乃至整个社会能否存在建立在上帝的存在与否这一全人类性的终结性的思考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中一切都是多声部的，多重性的。一组组激化到了顶点的矛盾竟会如此完整地重合在同一个躯体上！他的目光时而冷酷无情，时而温情忧郁。他的严肃犹如“中世纪的宗教审判官”，他的愁苦犹如愚昧，无依无靠，饱经风霜的俄国农民。他的思想中，罪与罚，善与恶，上帝与撒旦，忠诚与背叛互相激斗，各自发展到了极点。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不仅自身处于极端矛盾的边缘状态中，人物与人物之间也处于极端矛盾状态之中，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自身的和人与人之间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交织成了他的所有著作的肉体部分。他的人物不是把自己撕裂，就是在上帝那寻到了慰籍。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索妮娅的指引下，找到了上帝，放弃了“超人”理论；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没有了上帝，惟有自杀； 伊万否定上帝，但是他却被他心里的魔鬼折磨得疯了；斯乜尔加科夫丢失了上帝，在伊万“没有上帝，人可以无所不为”的理论的指引下走向了弑父与毁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为一个怀疑论者开始追问这个问题的。从《穷人》中那个渺小的抄写员开始，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个问题直到他的最后巨著《卡拉马左夫兄弟》中也仍旧没有得到解决。